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人物  

金兆梓及其史學

http://www.xjass.com  2013年06月25日 04:04:20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李志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00235

【內容提要】 金兆梓是因進中華書局編輯歷史教科書,而走上研究文史道路的。從其治史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來看,他積極參與清末民國新史學建設的活動,勤于思考,勇于表達,能言能行,有自己的見解和實績,盡管不如當時的史學名家那麼有建樹,但也為史學“產生另一種定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其著作既是清末民國新史學思潮的產物,同時也豐富了清末民國新史學思潮的內容,構成了清末民國新史學歷史行程的一部分。

【關 鍵 詞】金兆梓/中華書局/史學

金兆梓是中華書局由編輯做起而走上領導層的員工,曾三進中華書局,前後任職達30年之久。他大學上的是理工學校,喜愛的學科是化學;肄業後教的是國文,課余研究的又是漢語語法和修辭,與歷史毫無關系,但因老師張相的推薦進入中華書局,當上文史編輯,從此與歷史結緣,走上研治文史的道路,參與了清末民國新史學建構的歷史行程。

一 早年經歷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號廠,浙江金華人。其父名金城,是一個自學成才的讀書人,安于清貧,以教書為生,終身不應科舉。兆梓有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和大哥金兆豐相差20歲。除四兄不願讀書外,他們個個以讀書好出名。長兄兆豐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京師大學堂提調等,撰有《清史大綱》、《校補三國疆域志》、《中國通史》。金兆梓曾推薦兒子讀《中國通史》,說“此書與眾不同,是按地理、經濟、農田制度、官職制度、兵制、外交、學術等的歷朝演變寫的,難度較大,是一本好書”ヾ。應該說金兆梓後來從事文史編輯、研究工作,多少與受其大哥的燻陶有關。金兆梓的二哥畢業于京師大學堂,是金華最早參加辛亥革命者之一,民初曾任浙江省參議員和國會議員,晚年長期長中華戲曲學校,寫過不少劇本。金兆梓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才干。他的三哥早年思想進步,鼓吹和傳播維新革命思想,後留學日本,習法律,歷任浙江省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寧波檢察廳廳長等職,留給金兆梓的是不畏強權的“硬漢”形象。

在哥哥的影響下,金兆梓的學習也很優秀,“年十二,應縣童子試,得案首,縣中人爭相揄揚”ゝ,譽之為天才。其兒子曾問及此事,金兆梓回答說︰“這種說法是有的,但是我自己不認為是。”後他改從學校教育,先後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杭州府中學堂和京師大學堂預科。1913年春,受當時科學救國思潮的影響,金兆梓報考了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被錄取。第二年暑假,他听說母親病重,便趕回金華探望。但其母實無大病變,只是體質太弱,生活太孤單所致。醫生說要完全恢復健康是困難的,但如有一個兒子在家相伴,使家中氣氛不致太冷落,心情舒暢了,也許還能延壽幾年。金兆梓听罷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請求準給一年長假,在家侍奉母親。果然其母延壽了五年,但是他的準假早過,便從此失去了上學深造的機會。多年後,其兒子不解地問他,“為什麼當時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們不回來,卻單要你輟學侍母”?他沉默良久才說一句︰“我是靠兄長們資助讀書的,那有你們這輩福氣”。ゞ

金兆梓輟學後,就開始走上了工作崗位。最初在金華省立第七中學教國文。該校前身為金華府中學堂,與金兆梓家頗有淵源。其父主持過該學堂;他大哥不僅在那里讀過書,而且教過書;他二哥曾任校長;三哥也在那里教了兩年書。等到金兆梓去教書時已改名省立七中。因為金家全家都與該校有關,金兆梓對這所學校感情很深,教學十分認真。擔任校長後,他針對當時師生因循保守進取心不強的情況,積極從事整頓改革︰一方面尊重教職員工,盡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則經常與學生接觸交流,關心他們的學業,幫助解決學習中的問題。在他的努力下“教師認真教學和學生勤奮學習蔚然成風,學校面貌煥然一新”。々

1920年秋,金兆梓應聘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教授漢語語法和修辭學等課程,其講稿“國文法研究”、“實用國文修辭學”經過修訂,均為中華書局所出版。由此機緣,金兆梓進入中華書後從事編輯工作。

二 三進中華書局

金兆梓一共三次進中華書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8年ぁ。據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一文所述,金兆梓第一次進中華書局是為生活所迫︰“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積欠北京教職員工的工資為數甚巨,先生迫于生計,乃于1922年春受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之聘,第一次進書局擔任文史編輯”。あ但金兆梓自述並非如此,在《追憶陸費伯鴻先生》一文中,他寫道︰“記余與先生相識,尚在民國十一年。其時余正在北師大任教,裒集在校講國文法之稿,顏曰‘國文法之研究’,加以整理排比,敝帚自珍,徑致中華,丐其出版。先生得余稿,當以畀編輯所,時閱稿者適為業師張獻之夫子。張師時適主持文史,頗需人相助為理而未得,遂請之先生約余入局。余重違師命,乃由平之滬。”在另一篇他為慶祝中華書局成立五十周年所寫的文章里,他也說︰“我頭兩次進中華書局的引進人,是我在中學里的文史老師張相——張獻之先生。”ぃ正是在張相的引導下,金兆梓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道路。他後來回憶說︰“我原是個北洋大學礦冶系的學生,平日在學校中所喜愛的學科要算是化學,但我一生的工作中,卻從來不是化學而是歷史,尤其是教科書。”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的轉向呢,就是因為老師張相調教的緣故︰

我初次進中華,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學教科書。我一進局,他就教我編著一部新學制的初中本國史教科書。我推說歷史非所素習,不好胡亂搞。他鼓勵我並且允許我盡量幫忙。師命難違,我只好擔任下來。在這書的編著過程中,他就用帶徒弟的方式督促我,教導我,使我勉強編成這麼一部書。不意這書一出,半年中銷數便達二萬五千部。這樣的銷數,在現在不足奇怪,在1922年的中國,可就是破天荒的事了。于是就有人恭維我是個歷史教育家了。其實這是張老師作成我這不虞之譽的。但從此我卻不能不鑽研歷史了。我的為學前途也便從此轉了向。い

雖然初任編輯就取得不俗業績,但金兆梓似乎並未愛上這一行,僅工作一年,便考取外交部主事,復去北京任翻譯。六年後的1929年,他第二次進中華書局工作,引進人是陸費逵和張相︰“民十七,余挈眷南歸,道出滬上,以舊誼謁先生(指陸費逵)暨張師于靜安寺路總廠,時則國民革命軍方底定江南,一時人心大慰,民氣因之發揚。先生認文化教育之業為百事之基,欲有以輔助國民革命之鴻猷,堅邀相佐。余當時思歸心切,請俟諸異日,先生乃挽張師屈趾旅邸者至再至三,余感其□殷,乃重理舊業”ぅ。這次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時間長達23年。這23年,以盧溝橋事變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他積極組織編輯各種教科書,“包括從初小到高小、從初中到高中、從簡易師範到普通師範以及南洋華僑各級中小學校課本用書在內,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已逐一出齊”う。這些書精益求精,具有較高的質量,使金兆梓幾乎付出了性命不保的代價。多年以後,他以痛定思痛的心情來回憶個中的艱辛和苦楚︰

第二次進局,局中狂于我編初中本國史的成功,謬以為我真于教科書已有了三折肱的經驗,竟叫我做了教科圖書部部長,將這件最麻煩的事整個壓在我肩上。這件事怎麼說是最最麻煩的呢?其一,從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學科起碼有十種以上,這十多種學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級高低不同程度為之配置材料;同時又將英、國、算、文、史、地、數、理、化、音樂、美術、勞作各科的編輯先生都合並到教科圖書部中來歸我領導。我當然不可能科科都升堂入室,但門口總得張這麼一張,這張一張就已夠苦了我。其二,所有這些科目的編制,當時都必須由教育部頒定什麼課程標準、教材大綱。寫教科書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緊緊地扣住部頒的教材標準寫,不許你自出心裁,自出心裁,就會扣你一頂不合標準的帽子而不許發行。……偏偏在我擔任這勞什子部長時,正是反動政權權貴爭奪教育部的當兒,所謂教育部部長不斷在更換時,新部長對舊部長能顯示的新猷,似乎就只在這課程標準的改訂上。所以每換一個新部長,必有一份新的課程標準要頒布。……單就我擔任教科圖書部部長的五年間(1930至1935),就改訂了課程標準三次。往往前一次的各科教科書沒有全部改編完成,後一次又來,這時候全國中小學就得坐著等待新教科書的出版。于是,編輯人員、印刷人員、發行人員就得全部動員起來,終年累月忙得屁滾尿流,把這急如星火的工作趕辦出去;而我和類似我的教科書負責人這一份辛苦就不用提了。綜計在我這五年中隨著這種工作的高潮,血壓也隨之而高達二百度以外者兩次,性命幾乎不保。(11)

如果說第一階段金兆梓是由于工作緊張繁忙而陷入苦海,那麼第二階段他雖然工作上沒有那麼大壓力,但因遭遇國難,仍然未脫離苦海。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舉家避難香港,書局的重心也隨之移至香港。上海中華書局的所有業務遂幾乎停頓,編輯人員也大多星散,只剩下金兆梓和舒新城、吳廉銘、姚紹華等少數人留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租界,金兆梓被迫逃離上海,從浙江歷經江西、湖南、廣西、貴州而抵達重慶大後方。一路上,顛沛流離,艱險萬狀。到重慶後,金兆梓受命以總編輯名義行事,著手籌備于1938年停刊的《新中華》雜志的復刊工作,目的是一方面搭建平台宣傳抗日以鼓舞士氣,另一方面借以聯系大後方的作家為中華書局寫稿。1943年1月,《新中華》以月刊形式恢復出版,成為大後方唯一一份大型期刊,金兆梓任社長,並主撰社論。與此同時,他也出任編輯部長,協助書局成立編輯所和印刷機構。據姚紹華回憶,當日軍大舉入侵湘、桂,西南遍傳烽火之際,金兆梓對大後方的出版事業貢獻很大︰

當時內地出版物印刷質量普遍低陋,先生就憑借到達渝地的港滬兩廠技術員工對他的信賴,建議在李子壩建立印刷廠,並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以提高印刷質量。這樣我局出版物印訂質量迅速提高,還影響其他印刷廠家的印制品質量的增進。由于先生對書局的貢獻,聲望與日俱增,當時來重慶的各地經理,對他倍加敬重,稱他“老夫子”而不名,多數印廠工人也都稱呼他“老夫子”,這竟成為對先生的專用尊稱了。(12)

當然在此期間,金兆梓也與時任總經理的李叔明在書局的出版業務、經營管理、發展方向等方面都有分歧而發生沖突,但他始終以大局為重,努力操持,維護書局的利益,使書局處于一個較好的運營狀態。正是由于“他對本局編輯出版業務,始終積極負責,這對當時編輯所的同人是一種有力的鼓舞,並為抗戰勝利後渝滬兩地編輯所的合並與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13)。

抗戰勝利後,金兆梓回到上海。由于身體原因,加上得知老師張相去世之消息,他開始萌生了退志。1950年,因高血壓復發,病狀甚危,他按照新頒勞動保險條例辦理退休,全家移住蘇州。在蘇州,他先後當選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員會委員、蘇州市副市長,同時又被聘為江蘇省政協委員。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指定中華書局作為其辦事機構,主要從事我國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為了加強中華書局的力量,除將舒新城和金兆梓調回書局以外,還把上海的古典文學出版社並入中華書局,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金兆梓以書局副總編輯的身份兼任該所主任,直至1966年。這是他第三次進中華書局。不久以後,他當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並兼任上海市文史館館長,為古籍整理事業及團結上海文化出版界愛國民主人士等做了一些有益工作。(14)1975年,金兆梓病逝于北京,享年86歲。

三 由編書向治史

上文業已提及金兆梓認為自己治學發生轉向,走上研究文史之路是受張相及中華書局影響的。誠然這是主因,但也不應忽略當時的社會背景︰一方面,自清末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以來,中國史學便進入了一個建設新史學的轉變期(15);另一方面,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史學關系國家興亡的一面得到強調和凸顯,于是史學的地位得到提升,從邊緣走向中心(16),成為當時學術的主流。金兆梓進中華書局時正處于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因此他初次編寫《新中學初級本國歷史》便暢銷一時,馳譽全國。“從這以後,先生也就逐漸改變了從事科學發明的初衷而走上了鑽研文史的道路”(17),表現在他為編輯出版全國中小學教科書“終年累月忙得屁滾尿流”的同時,也潛心著述,除了編寫初、高中歷史教科書外,還撰有《法國現代史》、《俄國革命史》、《現代中國外交史》、《中國史綱》、《近世中國史》、《廠治學類稿》等著作。

其中前三者列入吳稚暉、蔡元培、王雲五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史地叢書》,後三者均為中華書局出版。《法國現代史》由樓桐孫校閱,1929年出版。全書分為7章,沒有緒論或前言、後記等,無從了解金兆梓編寫此書的意圖、設想等。《俄國革命史》為何炳松校閱,1931年出版。全書除《緒論》、《結論》外共6章。《緒論》言︰人類歷史上可記之大事,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只有1917年之蘇俄革命。這兩種革命有同有異,同者就是“為人類不平之鳴”;異者因兩國歷史演進之不同而一為政治革命、一為社會革命,“蓋法國當日不平之象在政治,故政治組織變,而不平之心去。其在俄國,則非唯政治上有不平,不平之象實深入于各種社會之組織,故非舉全社會組織摧陷而廓清之,不足以泯民心之不平”。然而,俄國革命後仍不能妥善解決社會組織中的農民問題,因此發生種種困難,“至今猶杌隉不安”。本書是繼《新時代史地叢書》已有之《法蘭西革命史》而作,“俾讀者知法俄兩大革命,皆各有其真正之意義與價值,各有其不可避免之趨勢與需要,以正偏激者盲從之惑,兼以祛墨守者疑懼之懷,並藉以自審吾民族趨勢與需要之果何在也”。據此可見,金兆梓對蘇俄革命的認識是很有見地的,的確看出了其癥結所在;他對于社會變動的看法也很理性,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采取什麼形式都無可厚非,但不能東施效顰,要符合國情及本民族的需要。《現代中國外交史》系王寵惠校閱,1930年出版。全書除《緒論》外,共7章。書中認為,自16世紀西方人窺視中國以來,中國的外交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自葡人之經營澳門迄中英鴉片戰後,(二)自中英鴉片戰役迄中日甲午戰役,(三)自中日甲午戰役迄世界大戰,(四)自世界大戰以迄于今。其中前三個時期實無外交可言,只有第四個時期,“則國人因所受刺激過巨,痛已切膚,群起而為自衛之謀,從事恢復國權之運動;外交當局者亦大都已略知世界大勢與外交慣例;不似前此外交當局之昏昧,乃起而順應國民之願望,力求于壇坫之上,為恢復國權之謀。在外交上已開始進行略有端緒,可稱有所謂外交矣”。當然,著者金兆梓也認識到中國之有外交不過是晚近之事,實無法入其堂奧,與歐美列國平等地坐而論道,僅能臨時因應,為主權局部之恢復,還遠達不到主權完整平等、獨立自主的目的。所以,“本編之作,即本此旨為系統的敘述。讀者由上述遞嬗之跡象求之,庶可知今後所應努力之所在矣”。(18)該書校閱者王寵惠是資深的外交官,他認為中國自有國際交涉以來,記載苦無專書,“以致壇坫之上,不獲有考鏡之資,即學校及一般民眾,亦無緣得睹善本,以激發起志氣”,該書“--集之富有可佩仰者”,其出版不僅填補空白,而且有現實意義。(19)

梁啟超說︰“為什麼要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20)據此衡量,上述三書都不是金兆梓興之所至的應景之作,而是他為了現在而追溯歷史,尋根究底、深入鑽研的成果,體現了他的現實思考和經世情懷,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它們均為具體的專題或斷代史書,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也就是做一部通史,“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21)可是,盡管中國舊史學“之發達,二千年于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所以梁啟超指出理想的新中國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非經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22)在他的呼吁下,很多人在積極討論新史學問題的同時,也努力編寫新中國史,如著名學者劉師培和夏曾佑都曾編寫並出版中國歷史教科書(23)。受此影響,以編輯歷史教科書為業的金兆梓自然也參與到建設新史學的潮流中去。《中國史綱》、《近世中國史》、《廠治學類稿》三書就是他理論探討與具體實踐的成果。

《中國史綱》、《近世中國史》原名《新中華本國史》,分別為該書的上下兩編。金兆梓對編撰本書的緣起有如下的說明︰

(一)本國歷史的推移,實以國際不平等條約之締結為其最重要之關鍵。本書即以此為分界,將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述國際不平等條約締結前的史實,下編述自此以後的史實。(二)本書上編注重中國民族及文化之由來,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民族活動及生活之所由發生與其變遷的趨勢,以及帝國主義侵入前之民族文化何由構成;下編則注重帝國主義勢力之侵入及其對于中國政治、經濟、學術之影響與流變,以說明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及現代社會之趨勢。(三)本書編制,略仿美人Hayes and Moon的Modern History之體例,于國際不平等條約締結以前之史實,就先民活動之各方面分別述其變遷,以期使學者本國民族整個活動及生活得到一個分析的觀察;自國際不平等條約締結後始為綜合的敘述。緣年代較遠之事實,非作分析的觀察,不易得其大概;近世事實,自以綜合的敘述可得其整個的概念。(四)歷史事實各方面之演進,有急流,有緩流,有明流,有暗流,有交流,有旋流,有本流,有支流,頗似水流之推進。歷史講述而必劃分時期,實有似乎抽刀斷水,勢不可斷,勉強割裂,近于無謂。本書既認國際不平等條約之締結,為本國趨勢推移之重要關鍵,對于向來勉強劃分之時期,尤無可遷就,所以不用。(24)

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及適用性如何呢?1934年任教于天津南開中學的著名學者章巽面對琳瑯滿目的中國史教科書,卻為找不到合適的教材而煩惱。當他看到金兆梓的《新中華本國史》後,認為該書發凡起例,深具匠心,便于教學,遂一眼看中,定為教材。後來他回憶此事說,中國舊的通史著作,往往偏重政治,難窺全豹;新的通史書籍糅雜混亂,也很少疏通知遠之作。這種苦痛,讀者固然身受,一般學校教師尤所深切感覺。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國通史讀本,無論對于教師、學生或普通讀者,都是急切需要的。民國二十三年秋,我執教于天津南開學校。南開的課程標準,本來較重數理化和外國文;及九一八事變發生,平津震動,學校當局深感史地教育對于應付國難之重要,所以一面組織一個東北研究會,一面特別注重史地課程之發展。關于高中歷史部分教科書,西史采用 Hayes and Moon合著Modern History;中史方面,選擇時反甚感困難,但是後來終于解決了這個問題,選定金兆梓先生所著的《新中華本國史》”。(25)

然而,其後因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新課程標準,《新中華本國史》的體例不合標準,于是金兆梓不得已另編《高中本國史》,此書遂遭擱置。章巽認為該書很有特點,體例“在近代中國的通史著作中可說是首創”,“豈僅在中等以上學校為良好教科書,即就一般治史者言,也可算得是一把入門的鎖鑰”。如果就此棄之如敝屣,非常可惜,所以趁1941年春來滬之便,找到金兆梓希望將該書補充重印。“會金先生因職務關系,頗榮心于人事,遂以此項工作,委托給我。我因鑒于一般人的需要于讀史者如是其急切,而坊間適當的通史著作又如是其稀少,也就不避‘續貂’之譏,從事補充,至最近史事為止。並為讀者方便起見,析原書之上下兩編,使各各獨立,題上編為《中國史綱》,下編為《近世中國史》”。(26)這就是《新中華本國史》變身為《中國史綱》、《近世中國史》兩書的由來。

如果說上述兩書是金兆梓從事新國史之作的實踐的話,那麼其實踐之後的理論總結就體現在《廠治學類稿》中。該書是金兆梓從事文史研究四十年的論文選集,除序、跋外,分為通論類、史論類、專論類、考證類、雜文類五輯。其關于新史學的見解主要收在專論類、雜文類中。他認為歷史所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事實,因此歷史是一門探究過去事實以求得真相的學問。就此而言,歷史既不是哲學,也不是文學,更不是科學,“歷史只是歷史罷了”。因為“物理、生物、社會、藝術、文學、政治無不各有其變動不居的歷史,而歷史的範圍實已侵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文學的範圍。那麼歷史之為學,竟是一切學問的綜合,固然不屬于哲學、文學,自也不屬于科學,所以說‘歷史只是歷史’”(27)。

既然如此,那麼如何研究歷史呢?他認為治史是“探索現實生活的來蹤去跡的學問”,而要明了這種來蹤去跡,“惟有通史才能告訴我們”。因此,“真足稱為史者惟通史”,“治史必先治通史”。(28)那何謂通史?金兆梓考索文獻,循名責實,指出率先提出此名並加以解釋的是清代史學家章學誠,但是章氏對什麼是通史也不甚了了,只有“不為義例所拘”和“獨斷于微茫秒忽之際”的兩句空談。通過研究,他認為通史“就是專用以說明人類種種活動間交午影響的關系,藉以明了文化整體的如何演變”,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際”也就是人類和自然之間種種縱橫交錯的關系,如果能究極“天人之際”的所以然,就能明了一個時時或竟是息息的演變,是即所謂“通古今之變”。從這個意義上講,“惟有明其變以通今,方可算是治史”。(29)

正因為此,他對民國時期的一些繁瑣考證很不為然,說古史辨派用兩本書的篇幅探討禹之神人問題完全沒有必要,是無謂的考證,因為神話英雄是古人的時代意識所致,中國和別國都一樣。再如乾隆皇帝是否海寧陳氏子、堯舜是禪讓還是篡奪均無關歷史宏旨,考證再精當又有何用?他主張考證應建立在通覽全史的基礎上,“顧自吾之意,以為當通覽全史而窺其變,窺其變之來蹤去跡,得一整個之趨勢,則遇有史實之不合此趨勢或與之有悖者,然後取而施以考證功夫,則此考證功夫始為不虛施”。(30)這與梁啟超的看法相似,梁氏也強調考證之功無須遍及瑣事,治史者不該費全部精神于考證,而應“專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評方面,斯則吾儕今日對于斯學之一大責任也”。(31)

除上述以外,金兆梓對史學的其他一些認識和看法也頗有價值,足堪玩味。如對于梁啟超1923年所提出的新史學三問︰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32)金兆梓在《廠治學類稿》中都做了回答,與梁啟超的觀點有同有異。相同的是他們都認為歸納法是一個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但在史學領域要謹慎使用,畢竟歷史所用的歸納法與科學所用的歸納法不一樣。不同的是梁啟超將歷史分為自然系和文化系兩部分,認為自然系受因果律支配,具非進化性質,而文化系不受因果律支配,有進化的性質。但金兆梓則並不像梁啟超那麼“辯證”,他認為歷史生生不息,是發展、進步的,不能雜以因果律,如果“必由外加以因果之外衣,而目之為有是因必有是果,則歷史之發展將幾乎息矣”(33)。

金兆梓還認為中西歷史觀念不同,社會演進的路徑也不一樣,以我國社會演變過程而言,實先有封建社會而後有奴隸社會。因此針對“目下吾國新史家有一成見,以為我國社會演變之過程必同于歐洲——必先有奴隸社會而後有封建社會”,他是蓄疑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為“就吾國史籍所載,吾國封建社會之形成,其時實在周世”。“至我國奴隸社會之形成,則當在戰國到西漢”,“唐以後海外貿易相當發達,而奴隸則相仍不廢;直至明季,蓄奴多者尚以千計”,“清繼明,奴隸制始行消滅”,因此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可稱為奴隸時代。為什麼呢?他解釋說“封建社會之生產方式為純農業的;而奴隸社會則並不限于農業”。“其在歐洲,希臘固以工商業為主要生產而未嘗無農業;羅馬則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未嘗無工商業;此則我國惟秦漢以前則然。歐洲中古時代之封建社會,其生產亦為純農業的,工商業則不過寄生于農村而為之附庸,此在我國,惟周代則然”。所以,封建時代和奴隸時代“實系受生產方式之影響而自為各別的發展”,“並非必須為先後的縱的演變”。(34)

撇開正確與否不論,單就這個觀點的提出便可見金兆梓是個善于獨立思考,有自己想法的人。因為入民國以後知識界的風氣是“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聖”,西方理論代表普遍的真理,所以梁啟超等倡行的新史學即是奉行西方史觀,以西方史模式來改寫中國史。(35)這由“我國社會演變之過程必同于歐洲”及以西方上古、中古、近世三階段論劃分中國歷史時代的做法被奉為圭臬便可見一斑。但是對于這種流行的西式歷史觀念和書寫方式,金兆梓並未隨波逐流,不僅所著的《新中華本國史》中沒有采用,而且還撰有專文進行批評,指出“真足稱為史者必具有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史觀,一國更有一國的史觀,不能不論古今中外,“而一例繩之以一定之公式與方法”。(36)的確,每個民族都是特殊的,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尤其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遠流長,自成系統,能否適用西方歷史觀念及其理論模式需要經過研究和論證。金兆梓反對生搬硬套,主張從事實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顯然是正確的。

在發起新史學運動十多年之後,梁啟超曾總結說︰“近世史學,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謂之史?史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世不乏能言之者。……然而實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之理想,得有所麗,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37)應該說他是不滿意當時新史家只紙上談兵而不力行踐履的做派。金兆梓也許夠不上新史家的資格,但從他的史學實踐與理論來看,他既“能言”,又“實行其所信”,是難能可貴的。就此而言,從事文史工作的他不僅參與了新史學建設,而且還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四 余論

清末民國時期,史學由邊緣走向中心,獲得了長足發展,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年長于金兆梓的有梁啟超、王國維、朱希祖、陳垣、呂思勉等,年次于他的有陳寅恪、郭沫若、顧頡剛、錢穆、傅斯年、蕭一山、張蔭麟等。此外還有魯迅、胡適、馮友蘭、湯用彤等一批其他學科的名學者,在本學科史的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與他們相比,金兆梓自然遜色很多,可作為一名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學者型編輯,他也有他自身的優勢和特點。

首先,他雖是半路出家,從其他職業改行做歷史編輯,但他學有根底,經過中華書局老編輯張相等的調教,水平提高很快,牛刀初試,便出手不凡,自信心大增,並對歷史產生興趣。從此,他一邊編寫歷史教科書,一邊鑽研史學。編研結合,相輔相成,既使他的閱讀面廣博,知識面拓寬;也使他學有所長,術有專攻,成為一個專與博的復合型人才。所以面對名家,面對理論,他不迷信,不盲從,而是理性對待,認真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梁啟超是新史學的倡導者,當時史壇執牛耳的人物,金兆梓閱讀了其有關史學的著述,很受影響,但並不完全贊成梁啟超的觀點。除了上文已經提到的歷史有無因果律、歷史是否進步等之外,在歷史的功用問題上,金兆梓與梁啟超的觀點也不大一致。他說︰“梁任公下歷史的定義,且曾名歷史為‘國民資治通鑒’”以及“用前言往行來激發今人民族精神之說”,“在我以為都不免似是而非”。因為“一時代自有一時代的社會意識,即一時代各自有一時代的政教文物,也便是一時代有一時代善惡是非之標準。以古今之是非為是非,以古人之善惡為善惡,拿古人來激發今人,根本不合理。這樣雖著眼于今,又何補于現實”。(38)在他看來,研究歷史,眼光是要注射到當今,但要從這個當今出發去探索其歷史上的來蹤去跡,唯有如此才能通今,與現實生活相干。現在我們認為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從現實追溯歷史,是史家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重要方法。而金兆梓當時就能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很有見地的。

其次,中華書局以教科書起家、並以教科書為主業,金兆梓身處其中,對編寫教科書輕車熟路,很有經驗。他善于綜合歸納當時學界的知識和成果,並全面系統、有條有理地闡述出來。他所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通貫古今,明其本末,適合于教學。但學者未必能夠如此,劉師培、夏曾佑、張蔭麟等大學者都編過中學歷史教科書,可均未能完編。劉師培只編到西周,夏曾佑編到隋朝,而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也僅編至東漢為止。至于作通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5年,顧頡剛在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中就說︰“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並批評“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它們共同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綱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在已出版的通史中,他認為較為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兩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和錢穆《國史大綱》等幾種。可其中除呂思勉、錢穆的之外,“其余均屬未完之作”。(39)可見當時的通史著作問題很多,即使是少數較好的名家之作,也多數未能完編,缺陷明顯。金兆梓的《新中華本國史》也是部通史,雖然未入顧頡剛法眼,卻得到一線教師的青睞和肯定,認為其“上編分門敘述,通貫古今,下編綜合鋪陳,明其本末”,這樣的體例在近代中國的通史著作中屬首創之舉;該書不僅是本好教材,而且可作為治史者的入門書。(40)就此看來,金兆梓所著通史口碑不錯,未必不如大學者。

為什麼會這樣呢?當然,與金兆梓第三個方面的優勢和特點有關。他既是歷史教科書編輯,又是歷史研究者,出入于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兩個領域之間,深知兩個領域之間的區別,也非常了解青年學生的心理和需求。他說︰“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歷史的本體,其態度是科學的”,而“歷史教學的對象是歷史的作用,其態度是教育的”,因此歷史研究的結論有時與歷史教學的目的會發生沖突,此時歷史教育者必須本其教學的立場加以取舍。(41)他有這樣的認識,在編寫通史時自然會注意這個問題,避免給讀者造成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此外,他也懂得青年的心理特點,說他們是純潔的白紙,不能拿情感刺激給他們當家常便飯。針對當時學界、政府利用史學作為國恥教育的題材和工具,希望藉此刺激青年,激發他們的民族精神,他認為用心雖然良苦,但方式方法有問題。“因為自從清季以來,我們民族因清政府的無能,上盡了當,吃盡了虧,洋鬼子變成洋大人,久已媚外成性,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再要拿這些國恥去刺激,依我看恐怕要非徒無益,或者要陷溺益深”,所以“我們現在這脆薄的民族精神是只可從正面去培養,不可再從反面去刺激”。(42)基于此,他編寫的通史對近代部分只以綜合的敘述為主,並不過多描述那些失敗和慘痛的史實。這在國恥教材滿天飛的當時,別具一格,很有新意,盡管後來因不符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而遭棄用,但還是被不少人視為有價值之作。章巽不惜“續貂”之譏,進行補充,以《近世中國史》為名重版;而沈雲龍則將之列入其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再次出版。經查,此書是唯一一部被收入該大型資料叢刊的近代中國通史性質的著作。

周予同曾把中國史學分為四個時期,認為清末至民國的史學處于轉變期,“未能產生另一種定型”。(43)從金兆梓治史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來看,誠然如此。他積極參與新史學建設的活動,能言能行,有自己的見解和實績,盡管不如當時的史學名家那麼有建樹,但也為史學“產生另一種定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梁啟超說過渡時代所需要的“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44)。金兆梓就是這樣的一個芸芸平等之英雄。他勤于思考,勇于表達,其著作既是清末民國新史學思潮的產物,同時也豐富了清末民國新史學思潮的內容,構成了清末民國新史學歷史行程的一部分。

注釋︰

ヾ金永祚︰《回憶先父的瑣事》,政協浙江省金華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金華縣文史資料》第1輯,1989年。

ゝ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頁。

ゞ金永祚︰《回憶先父的瑣事》,《金華縣文史資料》第1輯,1989年。

々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18-19頁。

ぁ金兆梓在《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的回憶文章中,說自己是因1957年古籍整理出版小組成立而第三次進中華書局。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是1958年成立的,而金兆梓也是當年第三次進中華書局,就任副總編輯的。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72頁。

あ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19頁。吳鐵聲撰《我所知道的中華人》,也持同樣的看法,說︰“這時候,北洋政府積欠大、中、小學教職員工薪水長達一年之久。迫于生活,先生應其業師張相先生之邀,于1922年進中華書局,任文史編輯。”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31頁。

ぃ金兆梓︰《追憶陸費伯鴻先生》,《新中華》復刊第1卷第8期(1943年);金兆梓︰《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27頁。

い金兆梓︰《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27-228頁。

ぅ金兆梓︰《追憶陸費伯鴻先生》,《新中華》復刊第1卷第8期(1943年)。

う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19頁。

(11)金兆梓︰《我在中華書局的三十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28-229頁。

(12)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0—21頁。對金兆梓在大後方的工作和生活,吳鐵聲也有非常生動具體的記述。見吳撰《我所知道的中華人》,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32頁。

(13)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1頁。

(14)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22頁。

(15)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頁。

(16)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載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頁。

(17)姚紹華︰《金兆梓先生傳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回憶中華書局》上編,第19頁。

(18)金兆梓︰《現代中國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3-4頁。

(19)王寵惠︰《序》,載金兆梓《現代中國外交史》。

(20)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8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8頁。

(2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冊,第448頁;第7冊,第4088頁。

(22)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冊,第737頁;第7冊,第4087、4089頁。

(23)劉師培所編教科書名《中國歷史教科書》,共2冊,分別由上海國學保存會于1905、1906年出版。夏曾佑所編教科書名《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凡3冊,首冊由商務印書館于1904年出版,其他兩冊出版于1906年;1933年商務印書館將其列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重新出版。

(24)章巽︰《序》,載金兆梓《中國史綱》,中華書局1948年第3版,第3-4頁。

(25)章巽︰《序》,載金兆梓《中國史綱》,第2-3頁。

(26)章巽︰《序》,載金兆梓《中國史綱》,第4-5頁。

(27)金兆梓︰《廠治學類稿》,中華書局1949年版,第160頁。

(28)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138、139、398、401頁。

(29)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140-141、149、137頁。

(30)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401-402頁。

(3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7冊,第4138頁。

(32)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7冊,第4154-4157頁。

(33)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400頁。

(34)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419-420頁。

(35)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頁。

(36)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398、399頁。

(37)梁啟超︰《序》,載蕭一山《清代通史》(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8)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137-138頁。

(39)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頁。

(40)章巽︰《序》,載金兆梓《中國史綱》,第4—5頁。

(41)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161、162頁。

(42)金兆梓︰《廠治學類稿》,第166頁。

(43)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514頁。

(44)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冊,第466頁。

稿源︰ 《史林》2012年6期 作者︰ 李志茗 責編︰ 王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