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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

http://www.xjass.com  2012年06月05日 18:38:38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李治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天津 300071

【內容提要】 元朝統一後,南方與北方差異依然存在,導致國家制度層面亦呈現南、北因素的並存博弈。由于元政權北制因素勢力過分強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廣移植明顯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響,初次博弈整合的結果,北制因素穩居上風。元明鼎革,承襲元朝制度頗多,朱元璋、朱棣的個人因素與社會關系等力量的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佔優勢。明中葉後又實施另一次整合,且改為南制佔主導。先後經歷元朝、明前期以北制為主導和明中葉後南制為主導的三次整合,明後期才重新回歸到代表唐宋變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華發展。此乃元明二代因南、北差異而展現的社會整合發展的基本脈絡和走勢。就社會形態的核心——社會關系而言,主從隸屬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諦。

【關 鍵 詞】元/明前期/南北差異/整合/發展

2003年,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美國學者提出,在唐宋變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間存在所謂“宋元明過渡”,但其編著的論文集內又含有以江南為中心連續探討中唐至明清社會演進等不同看法。ヾ近年,筆者也曾撰寫文章,ゝ論述了類似問題。蕭啟慶教授、王瑞來教授也發表討論近古南、北發展歧異及統合變遷的文章。ゞ以上諸文,各自立足于不同的視域或角度,探索爭鳴,不斷深化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宋元明過渡”說究竟能否成立?南、北地域發展差異與宋元明歷史進程之間究竟存在何種聯系?唐宋變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間社會發展的真實狀況又如何?這些問題相當復雜,恐非一己一文所能論說明白。筆者重點聚焦于南、北地域差別及社會關系的變異,再做如下嘗試性探研。

一、元朝的北制本位與北制因素的諸表現

繼遼、金、西夏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後,蒙古鐵騎南下,建立了統一南北的元王朝。在元世祖采用漢法的同時,也構建起蒙、漢二元復合體制。這也是君臨南、北不同質文明的適應性產物。因軍事征服時間先後,反映地域差異的北制及南制(或因素),還相對呈現為前、後兩種形態。元朝建立之際的北制及南制,應分別指蒙古草原舊制(包括契丹、女真舊俗遺留)和原金朝統治區的中原漢法。兩者在忽必烈即位後的十余年間已大抵完成整合融匯,共同構成了元朝的基本制度。平定南宋統一全國以後,則呈現新的北制與南制(或因素)的並存。此時的北制,即為承襲蒙古草原制度、金朝後期漢法制度以及若干契丹、女真舊俗遺留的混合體;南制指反映江南社會經濟狀況的原南宋體制。本文所討論的北制及南制,主要是指平定南宋統一全國的後一種形態。

根據蕭啟慶教授的研究,元統一以前的南宋與金朝、南宋與蒙元對峙的150年間,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差異突出,“經濟、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的擴大都是金、元統治的後果。在社會方面,金、元統治不僅造成中古、近世質素並陳的現象,也擴大了南、北區域社會的差異”。々吸收蕭教授等前賢的研究成果,筆者進而認為,元統一後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差異依然存在,甚至在國家制度或體制層面亦呈現南、北制因素並存博弈的狀況。

姑且不論蒙古草原舊俗被大量保留並在較多領域居核心主導,即使統一南北以後,承襲金朝後期漢法制度與蒙古草原制度混合體的第二種“北制”,更是始終充當元帝國廣袤國土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長期發揮著支配作用。除政治方面的貴族會議、軍官世襲、濫行賞賜、民族等級、行省等“北制”形態外,相對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在社會經濟關系等領域又有如下較突出表現︰

(一)職業戶計制與全民服役

經歷唐宋變革,秦漢確立的編戶齊民秩序出現松動,宋代以主戶、客戶附籍,租佃關系亦納入國家戶籍。官府稅收和差役,只征及主戶,勞役則大大減少。元代職業戶計制率先實行于北方。從蒙古早期單一游牧民到諸色戶計,似帶有社會分工的進步趨向,但又大量蘊含游牧貴族主從奴役慣例;諸色戶計大多來自被征服百姓的強制編組供役,不可避免地夾帶著草原游牧民至上和其他職業戶僕從的色彩,其征服奴役屬性顯而易見。民戶、軍戶、站戶、灶戶、匠戶以及打捕鷹房、也里可溫(景教徒)、和尚(僧人)、先生(道士)、答失蠻(穆斯林)、儒戶、醫戶等等,都必須按照戶計名色為官府或貴族提供勞役。ぁ元諸色戶計與秦漢“編戶齊民”在全民當差上有所相通,但又有不同。秦漢“編戶齊民”多是有民爵的平民,有民爵者即享減免刑罰等權利;あ元諸色戶計沒有民爵,甚至沒有唐均田民享封的“勛官”,ぃ對官府或貴族的從屬性較強,當差服役的強制色彩亦較突出。元人鄭介夫雲︰“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い大體正確。百姓按諸色戶計世襲當差服役,與唐宋時期“農民脫離貴族或國家的束縛”的趨勢格格不入,ぅ也意味著對官府的人身依附再度強化。

(二)貴族分封與驅奴私屬制

元代蒙古諸王及功臣分封制度又重新盛行,北方尤為嚴重。貴族議政、巨額賞賜等也長期遺留。驅奴又較多存在,實為蒙元征服掠奴與金驅口舊制相混合所致。う所有被征服者都被泛泛視作黃金家族的奴僕。于是,有關“奴告主”、“籍沒”、“藏亡”等北俗又較多滲入元代法律中。(11)私屬民專為使長勞役,不受官府控制,在蒙古人及漢人中同樣比較普遍。盡管不斷吸收漢法,分封制與驅奴私屬制得到部分改造或限制,但兩者的較多保留,畢竟與唐宋變革中“官私賤民依附關系的蛻變”(前揭張廣達文)背道而馳。

(三)官營手工業重新繁榮與匠戶世襲制

肇始于成吉思汗征服的官營手工業局院,規模大,役使工匠多,機構繁雜,效益低下。尤其是使用驅奴和匠戶,生產關系陳腐。盡管某些匠戶“應役之暇”亦可還家工作,(12)但官府局院強行侵佔人力和市場,對民間手工業和商品經濟頗多妨礙牽制,顯然是對唐宋時期業已發達的民間手工業的倒退。

(四)自耕農略多的土地佔有與稅糧計丁及勞役恢復

由于金猛安謀克戶南徙和屯田軍計口賜田等影響,元代北方耕“百畝之田”的自耕農及中小地主居多。北方民戶稅糧,也模仿唐租庸調法,計丁征收。(13)雜泛力役還沒有唐每丁20天的限制。貴由、忽必烈修築和林、大都曾役使上千民戶。(14)汴梁路總管張庭珍修黃河堤防“大發數縣民”,“直役一月,逃罰作倍”。(15)成宗初皇太後修建五台山寺,“工匠夫役,不下數萬”。(16)表明北方雜泛力役,前後相承,且與丁稅共同構成賦役領域的北制因素。

概言之,元職業戶計制、分封、驅奴私屬、官手工業及“計丁征派”的賦稅勞役等,或部分承襲遼、金,或主要來自蒙古舊俗。其形態各異,但無例外體現百姓對官府或貴族的主從依附。此乃元朝北制因素本位的基本內容。誠如蕭啟慶教授所雲,金元北方漢地的一些制度“近似中古”,(17)尚停留在唐朝舊制形態。有必要補充的是,金元,特別是元朝北方漢地制度,實乃唐舊制與蒙古及契丹、女真舊俗的混合體,大抵退回到北方唐宋變革以前的狀況了。

二、元統一後北制向江南的推廣與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

元朝統一中國,結束了南北分裂,也給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朝社會經濟整體上的發展進步,唐宋變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賴于國家統一條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匯互動、博弈整合。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元統一後上述博弈整合並非簡單的先進帶動落後,它呈現為北制向江南的推廣、南制因素遺留及部分上升且影響全國等較復雜的互動過程。

(一)北制向江南的推廣

首先是行省制與主奴從屬俗的移植。平定南宋後,效仿陝西、雲南等行省模式,相繼設立了四川、江浙、江西、湖廣及河南五行省。元行省可直接溯源于金行尚書省和蒙古燕京等三行斷事官,行省制在江南的推行及其對最高政區建置的改造,同樣凸顯其北制屬性。還用北方式的宣慰司、路、府、州、縣及錄事司體制替代南宋路監司和州縣。又在江南推行投下食邑及戶鈔制。達魯花赤,群官圓署及匠官、站官、打捕鷹房官等諸色戶計管轄機構等也推廣于江南。

忽必烈等將草原主奴從屬俗帶入君臣關系及官場秩序。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忽必烈詔諭︰“凡有官守不勤于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18)在忽必烈看來,宰相等臣僚,都是奴僕,應該勤于職守,效犬馬之勞;否則一概誅殺籍沒。仁宗加封答剌罕、御史大夫脫歡散官的聖旨說︰“他是老奴婢根腳有,台里在意行來”。(19)按草原習俗,奴僕與近貴又混合難分。主子既可對奴僕隨意毆殺,又可給予富貴或重任,一概依主子意志為轉移。基于此種慣例,世祖朝王文統、盧世榮、桑哥、郭佑等正副宰相,一度權勢頗重,但終難逃被誅厄運。元順帝又步其後塵,被他殺掉的一品大臣據說有500余人。(20)捶擊笞責官員臣僚,更司空見慣。如真金太子曾用弓擊打權相阿合馬的頭,“把他的臉打破了”。權相對下屬官員責打,也頗常見,且推行于南方士人中。世祖朝桑哥柄政,因“至元鈔法滯澀”,特派禮部尚書劉宣等,“乘傳至江南”,“徑笞”行省左右司及諸路官。兵部郎中趙孟亦因赴官署遲到,被斷事官拉去受笞。(21)順帝時還有虞集因擬寫文宗詔書傷害妥--帖木兒而被“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至大都”,“兩目由是喪明”的傳言。(22)傳言或不太可信,但應說明此類刑罰已施于南人士大夫之身。上述捶擊笞責官員,雖然不及明廷杖那麼殘酷,但在侵辱士大夫人身肉體方面則如出一轍。

其次是諸色戶計制的移植推廣。《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雲︰

潤為東南重鎮……北南混一,茲郡實先內附,兵不血刃,市不輟肆。故至元庚寅籍民之數,與嘉定等。

土著,戶一十萬六十五。民八萬四千八十三,儒七百三十七,醫三百,馬站二千九百五十五,水站七百六十一,遞運站三十一,急遞鋪二百四,弓手二百九十二,財賦四千四百八十五,海道梢水三百七十四,匠三千五百八十六,軍二千一百六十五,樂人九十,龍華會善友二。

僑寓,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兒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溫二十三,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真二十五,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民□,儒八,醫五,陰陽一,站二十六,急遞鋪二,打捕一十四,匠一十八,軍三千三百六十七,怯憐口二十三,□九,樂人四。

客,戶五千七百五十三。民五千一百六十九,儒九十二,醫二,馬站七,□□,□□,財賦九,梢水一,匠一十九,軍二百一,樂人二。(23)

鎮江路原屬宋兩浙西路,地處長江南岸。上述記載可窺見諸色戶計推行江南的真實情況︰

其一,所載“僑寓”、“客”兩類,當主要是指蒙古人、色目人和中原漢人移居鎮江路的。據清劉文淇《校勘記》,“僑寓”是指“久居其地而有恆產者”,“客”是指“暫居其地而無恆產者”。(24)無論“僑寓”和“客”,都含民、儒、醫、陰陽、站、急遞鋪、打捕、匠、軍、怯憐口、樂人等職業名色。“僑寓”類另特有蒙古、畏兀兒、回回、也里可溫、河西、契丹、女真、漢人等種族名色。這和前四汗“乙未年”“抄數”、“壬子年”“再行抄數”和世祖至元八年抄籍中的諸色種族、職業戶計等,(25)大同小異,或可以說是前述北方諸色戶計的翻版。鑒于此,《至順鎮江志》所載“僑寓”、“客”類中職業戶計名色及種族戶計名色,當是隨蒙古、色目、漢人等“北人”寓居鎮江路而直接移植來的。這些“僑寓”、“客”類,合計9598戶,大約相當于“土著”、“單貧”、“僧”、“道”類戶總數的9%,部分改變了鎮江路原有的族群成分。

其二,所載“土著”、“單貧”、“僧”、“道”四類,應是本地“南人”。四類戶籍同樣出現民、儒、醫、馬站、水站等十六七種名色。其中,有些是照搬北方戶計名色,如民、儒、醫、匠、軍、樂人、僧、道、驅等。而“軍”應指謂新附軍及通事軍等。(26)諸如馬站、水站、遞運站、急遞鋪等,是依據江南驛道水、旱混存等,把站戶一分為四;(27)弓手、財賦、海道梢水三名色,又來自原捕盜差役、江淮財賦府官佃戶和運糧船戶等特殊規定;龍華會善友則是指白蓮教徒。這些戶計名色,雖在北方多未曾見到,但依職業定戶計的原則又一脈相承。

其三,前揭土著、僑寓、客、單貧等類共含驅口4427人,其中,隨北人移入的驅口計4189人,土著等南人佔有驅口238人,僑寓內含怯憐口23戶。與同書轉載的宋理宗朝鎮江府戶籍比較,已不再以主、客戶反映租佃關系,倒是充分折射出驅奴習俗、職業戶計服役和族群等級。

類似情況,在《至正金陵新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和《至元嘉禾志》中,也有較多的反映,還增加了“土土哈戶”、“哈剌赤戶”、“平章養老戶”等投下戶及“淘金戶”、“貴(赤)戶”等。(28)表明當時北方諸色戶計制向江南移植推行並不限于鎮江路一隅,而是比較普遍的。

匠戶等在江南的推行,比較特殊。元廷曾于至元十七年十一月“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又“括江南諸路匠戶”。(29)南宋遺民鄭思肖說︰“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北人深嘆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30)《通志條格•戶令•搔擾工匠》、《至順鎮江志•賦稅•造作》、《至正金陵新志》卷6等記述詳贍,幾乎像是為其做詮釋說明。此種北來的官府手工業和匠戶制,與南宋私人手工業截然不同。盡管不太可能把江南手工業者全部納入官營局院,但一概編入匠戶籍冊,被迫提供匠戶勞役是毫無疑問的。鄭思肖稱其“白役機匠”,可謂一語破的。

第三是勞役制、籍沒制和儒戶制的推行。在諸色戶計制移植江南的同時,雜泛力役也接踵而來。昔里哈剌“(至元)二十五年除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杭州,故宋之舊都,民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不閑于政令,不任于力役。公撫綏而教戒之,弗革者懲之,其民安焉”。(31)所雲“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符合元初杭州工商業繁榮和城市經濟發達的實情。“不閑于政令,不任于力役”等句則披露︰江南百姓早已告別官府“力役”,此時懾于官府“撫綏”、“教戒”及懲治,又不得不重新承受北來的力役。諸多史實證明︰江南的確推行了雜泛力役。如世祖末鎮南王再征交趾,海北道19州“擔負遠向者,無慮千萬夫”。(32)成宗朝劉國杰討八百媳婦,“大起丁夫,運送軍糧”,“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余萬”。(33)漢水岸之象鼻嘴“官築倉于上,歲役民數千人修完之,民不勝擾”。(34)湖州路長興縣尹梁琮“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35)征發力役多是野蠻強制,甚至“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掠,責其成于一二日之間”。(36)正如平宋初長興縣尹梁琮為糾正溺男嬰俗檄文所言︰“若新國也,未知吾元為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況茲天民長賴給上力役者”。(37)“給上力役”乃“吾元為律”之法度,江南“新國”亦須遵循。

籍沒,通常是指官府登記沒收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等。秦漢籍沒頗盛。唐籍沒縮小為“反逆相坐”。(38)宋太宗後多改“配隸邊遠州郡”,南宋棄而不用。(39)元代籍沒卻推行天下,適用于謀逆、妖言聚眾、隱藏玄像圖讖、私藏兵器、貪污受賄、私販榷鹽、偽造寶鈔等罪。(40)籍沒也較多移植于江南。如大德元年(1297)溫州路平陽州陳空崖坐禪說法,“妖言惑眾”,中書省奏準“將陳空崖為頭來的四個人敲了,斷沒媳婦、孩兒、家產”,(41)是為謀反作亂之籍沒。至元十六年正月,南宋降臣李諒訟王立殺其妻子,忽必烈曾“詔殺立,籍其家貲償還諒”,(42)是為訴訟補償受害者之籍沒。元末上海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43)是為土著豪民之籍沒。至元十六年二月,饒州路達魯花赤玉古倫擅用羨余糧4400石,“杖之,仍沒其家”;桑哥被誅後,其江浙行省黨羽楊璉真加、沙不丁、烏馬兒等妻室亦籍沒,“並遣詣京師”,(44)是為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做官犯罪之籍沒。大德七年正月,“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45)是為南人官員犯罪之籍沒。元籍沒與民間“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的“抄估”慣例,(46)頗多相似。實質上是驅奴僕從役使在國家層面的延伸。(47)北來的籍沒制度,對租佃雇佣及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的江南,負面影響是深重的。

再說移植于江南的儒戶制。從諸色戶計制出發,我們對元代儒戶,可以有一些較新的理解與詮釋。正如《元史》卷8《世祖紀五》至元十年四月丁酉載︰“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卷9《世祖紀六》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其富實以儒戶避役者為民,貧乏者五百戶隸太常寺”。蒙元儒戶,源于甄別陷于流離或奴籍之儒人的“戊戌之試”,被擄儒人等是否解脫,是否入選儒戶,抑或富者收系民戶當差,貧者撥隸太常寺禮樂戶當差,完全取決于官府驗試和皇帝一道敕令。所謂撥隸太常寺者,即禮樂戶,簡稱樂戶,漢魏以來就屬于備受歧視的賤民。入元,禮樂戶亦為諸色戶計之一,“子孫猶世籍”。因怯憐口、驅口等大量存在,元禮樂戶的卑微似不十分突出,但仍稱“樂工賤伎”。(48)從儒戶起初多來自被擄儒人及部分揀充太常寺禮樂戶的層面看,鄭思肖“九儒十丐”之說,並非完全的空穴來風。儒戶先天帶有受大汗保護或恩典的性質。元統治者對待儒學和儒戶,主要是釋奴、免役之類的保護或恩典。儒戶制作為諸色戶計及全民當差體制的組成部分,意味著儒士以學儒讀經而與僧侶等同伍,借此和大元皇帝建立起保護與被保護、君主與臣僕間的主從關系。儒戶在受到保護和享受賦役等優待的同時,也隨之帶有部分僕從的色彩。拉施德《史集》曾如是說︰“[成吉思汗]在其在位之初,就在最高真理的佑助下,使所有這些部落都听從他的號令,使[他們]全都作了他的奴隸和士兵”。(49)這也可以稱得上蒙元全民當差、全民奴僕的法理源頭。前揭鄭介夫所雲“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則是對此種法理進行詮釋的漢人“版本”。這種政治文化環境下的儒士地位,自然與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能同日而語。顯然,儒戶制起初就屬于蒙元“北制”的範疇,其在江南的推行移植,盡管因免除勞役而能發揮保護儒學文化功用,但又把保護與被保護、君主與僕從間的主從關系滲透到江南士人中來了。

(二)南制因素遺留與南、北制博弈

諸多研究表明,蒙古平宋戰爭以招降為主,較少殺戮,江南先進農業、原有的土地、租佃、賦稅、繁榮的手工業、商貿及海運、理學、科舉等制,遂得以基本保留或延續發展。這些又構成與前述北方制度有異的南制因素。

江南農業、手工業及租佃制的持續發展。元代江南農業在南宋的基礎上得到一定的發展。尤其是浙西一帶的圩田及沙--田等常能獲取高于一般田地十倍的收益。僅平江路圩田“共計八千八百二十九圍”。(50)江南農業13—14世紀仍在持續發展,緩慢增長。(51)江浙繼續充任全國主要糧倉和財賦地區。元末杭州絲織業等還出現了少量的自由雇佣勞動。(52)

大土地佔用和租佃關系在江南依然發展。譬如延間,松江下砂場瞿某“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並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者”。(53)二稅制及差役亦在保留沿用,“延經理”承南宋“經界法”余緒,雖大抵失敗,但其“自實出隱漏官民田土”,或被當做日後征收租稅的依據。(54)

海外貿易及海運。元代海外貿易的海港、貿易伙伴、中外海船的來往、基本貿易制度等,都承襲南宋。這是南制因素在商貿領域內最為活躍且影響全局的突出表現。後又增添兩個特別的因素︰宮廷“中買”珠寶和權貴代理人斡脫商介入,既有擴充財政收入的刺激,還有蒙古貴族的利益驅使。元朝大規模的漕糧海運,大規模的海外征伐,均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55)漕糧海運亦由江南朱清、張倡導主持,海外征伐的軍士、船只及技術同樣主要來自江南。故此三者算是南方航海技術、人力、財力等為元統治者所用的“典範”。日本京都大學杉山正明教授認為,海外征伐和鼓勵海外貿易,給蒙元帝國已有的游牧國家與農耕國家混合體帶來海洋帝國的性質。(56)以忽必烈為首的元朝統治者醞釀和部分實施過海洋帝國的美夢,曾經破天荒地在漕運、軍事和貿易三領域大踏步地向海洋擴張發展。尤其是元代海運和海外貿易的高度繁榮及其向東海、南海的開拓發展過程中,南制因素厥功甚偉,還持續影響了明清外貿順差及白銀流入等。

儒學與科舉。儒學與科舉是保留南制因素最多,並在南、北制因素博弈中最能體現南制優長的方面。因北宋末中原士大夫精英南渡,江南在文化上處于絕對優勢,理學北上及官方化,朱熹之學正統地位確立,超族群士人文化圈的形成,(57)北人率多學于南方,或就地貢舉,或回鄉應試,(58)等等,都是南制在文化上影響漸重的表征。南方儒士藉北游京師、充任家庭教師等方式,親近蒙古貴族,在謀求利祿的同時又對蒙古貴族施加先進文化的影響。(59)而仁宗恢復科舉,應是南制因素滋長並沖破蒙古舊俗束縛,得以上升為全國文官選舉通行制度的突出成績。

書院的半官學化,又是南、北制因素融匯交織演變的一個典型。書院原本是朱熹等自由講學,弘揚義理的私學場所,亦是宋學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入元以後,它卻在元朝積極興辦地方儒學和推行儒戶制的大背景下,被改造為半官學。經此改造,江南及北方的書院數量增多,形式上得到了發展,但私學傳統逐漸被扼殺,由北方儒戶制攜帶來的保護與被保護的主從關系亦滲入其中,故元代書院已非南宋朱熹時代之書院,實質上已蛻變到與州縣儒學大同小異的半官學形態。(60)

元統一等重要政治變化之後,原有的南、北方政權各自制度相對于國家整體制度而言,遂轉換為南、北制因素,又很快出現南、北制因素或差異的兼容與初步整合。據蕭啟慶教授的研究,元朝統一後南、北方的整合成果主要表現在︰全國交通驛站網、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促進了全國市場的形成,貿易的發達導致南北經濟的互補,道學北傳與劇曲南流則是南北文化統合的最大收獲。(61)經過上述兼容與初次整合,南北方之間的交流、溝通愈來愈頻繁,相互依賴和彼此密不可分,更是大勢所趨。元中葉以後,科舉制恢復,超族群儒學文化圈的逐步形成,大都等城市糧食財賦上對東南海運的極度依賴,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豐碩成果。由于元政權北制因素的勢力過分強大,初次整合的結果,前述戶計、官手工業、勞役、籍沒、分封驅奴、君臣關系、行省等,都發生過不同程度自北而南的移植延伸,總體上北制因素往往佔上風,南制因素依舊居從屬。這與明前期的整合走勢相似,而與明中葉以後的那次整合截然不同。

三、明前期承襲北制頗多與南、北制因素的兩次整合

朱元璋曾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作為北伐和翦滅元朝的旗號,明朝建立後,也采取過定都南京,懲元末權臣和貪贓之弊,廢中書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創建衛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黃冊”和“魚鱗冊”等新制度,力圖較多擺脫蒙元舊制,使國家體制恢復到漢地傳統王朝的固有形態上來。但不容忽視的是,朱明王朝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頗多的元朝制度。這與朱元璋、朱棣父子帶有個性色彩的南、北政策以及朱棣遷都燕京都有密切關聯,客觀上更是元朝覆滅後所遺留的社會關系、文化意識等潛在影響使然。

朱元璋的舊部大都集中在濠、泗、汝、潁、壽春、定遠等淮西貧瘠區域,地跨淮水南北岸,“習勤苦,不知奢侈,非若江南耽逸樂者比”。(62)該地曾經是宋金及宋蒙邊境,早在乃馬真皇後稱制後期即開始受到蒙古軍攻略,蒙哥汗四年(1254)起,已有部分蒙古漢軍屯戍該地。而後,有名的張柔亳州萬戶等即以亳州為據點,長期在泗州一帶攻略。(63)該地世祖末劃歸河南行省,區劃上開始和江南三行省相隔離。就元明之際的情況看,無論是行政區劃抑或風土習俗,朱元璋及舊部起家于南、北方交界之處,文化習性上半南半北,多半像北方人,也往往不被江南人認同為南人。又兼元末多數蘇松“大戶”士人黨附張士誠,朱元璋始終沒有把江南和江南士人當做可信賴的依靠力量,盡管他在某種程度上亦任用劉基、宋濂等部分浙東士人。總的來說,朱元璋與江南士人一直是合作、對抗相參,有時甚至是對抗多于合作,還以重賦及糧長制等,打擊蘇松“大戶”及士人。對北方士人,朱元璋則較多屬意或眷顧,晚年曾以科舉偏袒南士的罪名處死南人主考官白信蹈等,還特意策問擢61名北士及第,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由此,還形成了分南、北取士的制度,與元朝科舉相近。(64)

建文帝則重用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江南士人,主張寬刑和均平江浙田賦,放棄朱元璋的猛政峻法和蘇松重賦政策,堅持的顯然是與乃祖迥異的南方本位及“仁政”。

朱棣“靖難”起兵燕京,其軍事上的依賴力量之一是元朝降將張玉、火真(蒙古人)以及驍勇善戰的蒙古朵顏三衛,北直隸又充當其軍力和財賦的後方。燕京及大漠南北還是朱棣戍守征戰的功業所在。直到明朝中後期,保定、大同一帶長期駐扎著1500人左右的降明蒙古、女真、回回兵卒等組成的“達官軍”,後易名“忠順營”。(65)朱棣最後遷都燕京,又殘酷打擊包括江南士人在內的建文帝勢力,他奉行的無疑是比朱元璋更為明朗的北方本位。(66)

鄭克晟教授關于明朝南方地主與北方地主的研究,日本學者檀上寬關于明朝專制政體歷史結構的探討,(67)對筆者的啟發良多。洪武“南北榜”,仁宗朝“南北卷”,朱元璋制造空印案、胡惟庸之獄、郭桓案、李善長之獄、藍玉之獄和朱棣“靖難”後殘酷鎮壓建文帝陣營的南人集團以及最終遷都北京等等,都是以打擊江南地主,突破明初定都南京後“南方政權”的狹隘局限,建立朱氏南北統一王朝為最高目標的。而朱元璋—朱允--—朱棣三帝南、北政策的搖擺變動,包含著明統治者在南、北方略上帶有個人好惡的摸索與調整,其結果則加劇了明前期與元朝相似的南、北方,南、北人間的對立。正如談遷所雲︰“地有南北,人亦因之。……此矛彼盾,大抵議論政事,俱視相臣為轉移”。(68)武宗時內閣大學士焦芳,河南沁陽人,“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劉)瑾”。(69)鄭克晟指出︰南方地主與北方地主的矛盾,始終反映在明廷內部的一些政策中。這種斗爭幾與明王朝相始終。(70)更應注意的是,南、北方差異對立,實乃6世紀前後開始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特別是北宋與遼到元與南宋長達317年的隔絕對峙在元、明統一條件下政治的、文化的慣性持續。其直觀表征是︰區域上的南方、北方的差異或對立,族群上的南人、北人差異或對立。明朝南、北士人的紛爭對立,承襲元代南人、北方漢人間的隔膜分野,很大程度上又是以當時南、北社會文化差異博弈或沖突為基本動因的。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明成祖曾多次率鐵騎親征漠北蒙古,在武力剿滅北元貴族勢力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草原野蠻剽悍習俗和蒙古主從關系的影響。藩王時期的朱棣曾奉命征討蒙古乃兒不花,“倍道趨迤都山,獲其全部而還”。(71)即皇位後,又相繼于永樂八年(1410)、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72)即使不論朱棣生母是否蒙古弘吉剌氏,(73)朱棣本人無意中受到的草原習俗燻染影響,對他實行比乃父更為明朗的北方本位政策,顯然是有助力的。

如果說朱元璋實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顧中原北地的傾向尚帶有偶然或不穩定性,以建立南北統一王朝為最高政治目標,朱棣就與乃父顯著不同了。除了前述“靖難”,以燕京和北直隸充當根據地,以蒙古朵顏三衛等為軍旅精銳,還應注意他殘酷打擊鎮壓建文帝勢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對立面,遂導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74)導致其封爵燕王,肇興且起兵燕邸,最終遷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為基業所在的新體制。又兼他親征大漠蒙古時所受草原習俗及主從關系等影響。其結果,朱棣實行北方本位政策,就形成了主、客觀綜合支撐等較為成熟、穩定的態勢。

朱棣受北方習俗影響和遷都燕京以及更為明朗的北方本位政策,無意中造成明前期繼承元朝或北方的因素較多。明朝的軍戶制,“配戶當差”的戶役法,官府手工業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誅殺功臣士大夫,等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保留或變通,後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長期沿襲下來。

軍戶世襲制。明初變通元千戶和侍衛親軍制,創立衛所制,但依沿用元軍戶世襲制。“靖難之役”與大規模對蒙古用兵,也造成沿用軍戶制簽取軍士的急迫需求。衛所軍士另立軍籍,與民籍分離。軍戶世襲,一人被垛為軍,進入軍籍,一家人世代充軍。其身份、法律及經濟地位,比較低下。既無4頃贍軍田免稅的優待,又常與“謫發”罪犯為伍,故逃亡嚴重。(75)

“配戶當差”的戶役法。明初沿襲元全民服役舊制,實行“配戶當差”,分編為若干役種戶籍,主要有民戶、軍戶、匠戶、灶戶四大戶計,前期還有油戶、酒戶、羊戶等80余種專業戶計。統一實施役皆永充,役因籍異,役有役田,以戶供丁的戶役法。田賦不僅是土地稅,也是役。無論賦與役,都是建立在朱明皇帝對全國土地和人口領屬佔有的基礎之上。田是皇田,民是皇民,各色人丁必須收籍當差。(76)朱棣營建北京等重大工程,也帶來徭役的擴大化。這與元全民服役秩序,幾乎亦步亦趨。

官手工業與匠籍制。明前期沿襲元朝官手工業制度,官手工業長期是手工業的主體。還實行工匠世襲的匠籍制,一旦進入匠籍,就必須世役永充,以輪班、住坐兩種方式,為官府局院無償服役。(77)

我們應高度重視朱棣遷都燕京的重要作用。如果建文帝繼續執政,如果朱棣“靖難”後不遷都燕京,明朝南、北制因素復合並存的局面,肯定會比較短暫,以江南為主導的南、北制因素的整合,肯定會大大加快,南制或南方化的步伐也會大大加快。遺憾的是,歷史沒有如此發展,偏偏走上了朱棣遷都燕京的路子。而遷都燕京,應當在明前期政策本位自南而北或南、北整合基本以北制為主導的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換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別是朱棣個人經歷和政治文化心態等偶然因素,嚴重地影響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此番整合再次以北制佔優勢。于是,明朝南、北制因素的整合遂被分為前期和中葉兩階段,前期是北制佔優勢,中葉才是南制佔優勢。

或許有人會以朱元璋等懲元末權臣當國和法紀廢弛等弊端、實行嚴刑“重典”懲治貪官、屢興大獄處置觸犯皇權的宰相、士大夫等政策,認為明代制度獨立自成一體,承襲元制無多。我們承認,在上述幾方面,明朝確有自身特殊性。但刑罰寬嚴,只是王朝政策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正如秦、西漢法度一嚴一寬,涇渭分明,並不妨礙在基本體制上的漢承秦制。元、明兩代刑罰寬嚴,與秦漢類似,只是發生了秦嚴漢寬和元寬明嚴的位置顛倒而已。社會關系和基本制度往往會跨越王朝界限,在相連王朝之間前後因襲。秦漢、隋唐、明清都如此,元明亦難例外。我們也承認,朱元璋的獨裁專制和虐待士大夫,並非單純是元舊制使然,相當程度上又是以朱元璋個人“乞丐和尚”卑微出身所萌生的猜疑病態心理以及效仿劉邦等為另一根源的。然而,拋開病態心理等偶然性,剝離由此派生的嚴酷虐待臣僚等個性政策,與元代亦有共通或相近處︰那就是全民當差服役和臣僚奴僕化。這恰恰是明朝繼承元制頗多的基本方面。否則,從宋代“不抑兼並”的主、客戶制到明代全民當差服役,從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到明代嚴刑峻法處置士大夫等,都會出現歷史的和邏輯的斷裂、空白。

明中葉以後較前期明顯改變,南、北制因素開始實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佔優勢或為重心。主要表現在軍戶制、“配戶當差”的戶役法、官府手工業和匠籍制等相繼被南制或南方的相關形態所代替,繼承唐宋變革基本成果的南制因素逐漸上升為主流。

募兵制替代軍戶制。從英宗正統末開始,朝廷派官員四方募兵,入伍後按日發餉,軍餉來自朝廷財稅。募兵,起初主要是補充京軍和北方九邊兵員,後來因東南抗倭用兵而組建起來的“戚家軍”、“俞家軍”等也屬募兵。(78)明後期的募兵,與唐神策軍、宋禁軍一脈相承,都是職業兵制。募兵的復興和比重加大,意味著明代軍制的基礎逐漸回歸到代表唐宋變革成果的南方體制方面。

“一條鞭法”取代“配戶當差”戶役法。戶役法松動,可追溯至正統中田賦折貨幣的“金花銀”。而後是正役改革,以宣德中“均耗折征”起步,推行核實土地而平其稅糧,還實行固定役額、縮短輪役時間的里甲正役改革。另一方面是徭役改革,重點是銀差漸多、計丁驗糧輪當、定期審編的“均徭法”,又輔以“十段冊法”。最終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融入中葉賦役改革成果,合並賦役項目且能折銀,部分徭役攤入田畝。(79)這又意味著明後期賦役制同樣回歸到南制方面。

民營納稅淘汰匠役制。明中葉以後,匠籍制和輪班住坐,陸續變化。一是景泰五年(1454)將原五班輪流,改為四年一班,以減輕負擔;二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實施班匠征銀免役。(80)官府手工業和匠籍制逐漸趨于瓦解,改而施行民營為主和重在征稅。這也大體恢復到中唐兩宋的軌道。

總之,明後期,尤其是萬歷九年(1581)的“一條鞭法”,應該是南、北體制因素再整合的關鍵。核心內容當為稅糧與徭役“通融科派”。(81)某種意義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條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壓倒北制的“里程碑”。

令人奇怪的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前,江西、南直隸、浙江等地已于嘉靖和隆慶年間率先實施,(82)但北方實行較晚,阻力頗大。如萬歷五年正月戶部給事中光懋上奏彈劾︰“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宜于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變地產以避之”。(83)東阿籍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的于慎行亦撰文批評“一條鞭法”在北方未必便利和“宜民”。(84)山東德平籍進士、歷官河南巡撫和戶部尚書的葛守禮,隆慶初亦奏言︰“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征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竭力強調“願敕所司,酌復舊規”。(85)從張居正所擬聖旨和致山東巡撫李世達書信“法貴宜民,何為南北?”“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等措辭中,(86)亦能窺知北方、南方吏民對“一條鞭法”毀譽不一,爭議頗大。北方官員士大夫對“一條鞭法”頗有微詞,這不僅僅是北方士人和南方士人營壘對立的緣故,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一條鞭法”主要符合江南社會經濟發展及社會關系的需要,而在北方自耕農佔多數的情況下,勞動力不值錢,獲取、積累白銀困難,丁徭舊法等則簡單易行,便于征集。自隋唐以來的近千年間,北方實行計丁收稅及徭役制的時間長達650年左右,實行兩稅法卻只有350年左右,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對全民當差服役的丁徭舊法,都已習以為常;反倒是對計畝征稅派役,有些不太適應了。

另外,晚明商品經濟和城市商業化的發展較快,東南沿海城鎮市民社會或有雛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顯,思想禁錮大大減少,等等,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南宋後期城鎮社會的延續與發展。人們在綜觀10—15世紀的歷史之余,常常會有這樣的朦朧感受︰明後期與南宋非常相似,萬歷以後很像是對南宋社會狀況的“跨代連接”。其奧秘或許可以從前述南、北制因素的並存、整合、再整合及回歸之中去探尋。誠然,“跨代連接”或回歸,只是就脈絡方向而言,經上述博弈整合,還在新的條件下滋生或升華出新的發展熱點。尤其是在南宋、元朝基礎上入超頗豐的海外貿易長足發展所帶來的大量白銀流入,取代元和明前期的紙鈔,長城“九邊”防御體制所造成官府采購對東南工商業的有力刺激,伴隨漕運發展起來的運河城鎮經濟繁榮等。(87)這三者應該是宋元所未曾有過的,某種意義上又是自明中葉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融匯互動之後的新發展和新進步。

然而,在某些領域內北制因素,或改變無多,或依然如故。主要是伴當僕從隸屬,籍沒制及賤民遺留,內朝官及宦官沿用怯薛家臣制,君主獨裁與臣僚奴化等。四者持續通行于元明兩代,對明代朝野的影響普遍而深刻。

(一)伴當僕從隸屬

《蒙古秘史》中,伴當為蒙古語“那可兒”(n k r∼nker)的漢譯,起先多表示同伴、朋友之義,1206年成吉思汗組建萬人怯薛之際,伴當已含有“隨從”等衍生義了。(88)是時伴當對使長的主從依附隸屬,已顯著增強。成吉思汗曾以“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為由,毅然殺掉背叛使長的桑昆之伴當闊闊出,西征時又誅殺欽察部告主之奴。(89)元代奴婢私屬通常不敢侵犯使長,或與成吉思汗上述嚴厲舉措,有一定因果聯系。入元以後,或許受蒙古“門戶奴隸”“既是奴隸,又是伴當”習俗的影響,(90)“伴當”亦逐漸偏向僕從、隨從。如元雜劇楊顯之《臨江驛瀟湘秋夜雨》第四折驛丞坐場詩曰︰“管待欽差猶自可,倒是親隨伴當沒人情”。(91)此處“欽差”的“親隨伴當”,肯定是意為僕從、隨從了。傅衣凌教授《伴當小考》指出︰“關于伴當的起源及其使用的年代……當知其在于元明兩代。……他和隨從、家僕、梯己百姓、奴婢以及部曲戶、樂戶等,同為元代社會中的不自由賤民。”(92)明代軍官佔用和役使“軍伴”,非常普遍且長期合法,明廷曾多次頒布“鎮守總兵、分守、守備內外官員”合法佔用役使“軍伴”60名至1名不等的規則。(93)萬歷中仍有江西南昌衛等軍官“濫捉余丁,充役奴隸”,“由祖及孫,世屬其奴隸”。(94)至清雍正朝,江南徽州、寧國二府依然有“伴當”“世僕”等殘余。(95)傅衣凌曾把元明伴當普遍使用的原因,歸結于避免重稅和經商便宜或體現政治壓迫。需要補充的是,元代率先實施于北方而後又移植江南的驅口和“怯憐口”役使,也應是元明伴當普遍使用的另一重要背景。

(二)籍沒制及賤民遺留

元代籍沒的沉渣泛起,不僅移植于江南,也影響到明代。朱元璋興胡、藍之獄,連坐族誅功臣及其親屬4萬余人。(96)朱棣誅殺建文帝余黨,又濫用株連籍沒。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被株連九族、十族,或稱“瓜蔓抄”。(97)當時率先使用了《逆臣錄》、《昭示奸黨錄》等,還由此形成籍沒“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98)萬歷年間,才限定于“謀反及大逆”。(99)朱元璋《大誥》直言不諱︰“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100)又欲將籍沒濫用于不願為其所用的士大夫身上。永樂中,翰林學士解縉下詔獄處死,“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忠誠伯、兵部尚書茹子茹銓等27人及田廬亦被籍沒。(101)此後,諸如大臣顯宦于謙、嚴世蕃、張居正,(102)佞幸江彬、錢寧,宦官王振、汪直、劉瑾、谷大用、馮保、魏忠賢、王體乾等,皆遭籍家之禍。(103)閹黨、東林黨之爭中亦有被籍沒者。(104)民間反叛賊寇“不分首從,律斬梟首示眾”,家屬也籍沒為奴。(105)被籍沒者一是“俱發功臣家為奴”,一是充官奴“謫戍”邊疆。(106)三百年後,清雍正朝批準出賤為良的山西、陝西等處樂戶,即是永樂時被沒入教坊司的建文帝余黨親屬,長期淪為官妓樂人,永在賤籍。(107)

(三)內朝官及宦官沿用怯薛家臣制

一般認為,元代的怯薛宿衛與明代宦官,屬于不同朝代、不同性質的宮廷組織或勢力。需要注意的是,兩者在具有諸多本質差異的同時,亦存在一些類似之處。其一,宮廷內外職司,特別是執掌內朝相近。其二,與皇帝的主從或主奴關系格外牢固。

無論元代怯薛宿衛抑或明代宦官,其職司大抵能夠分為掌管宮廷機務、掌管環衛宮禁、生活服侍和掌管皇帝產業四大類。它們皆組成“內朝”,協助皇帝實施最高決策並處理機務。與元怯薛比較,明代內閣和宦官組合成的“內朝”,有如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元代的“內朝”,基本上是四怯薛長及怯薛親近執事組成,僅夾入個別寵信的宦官(如樸不花);明代則是“內閣”票擬與司禮太監“批紅”的組合,“批紅”的宦官在內朝常居主導,且導致宦官專權。

第二,元世祖以後的中書省等朝廷樞要機構,是基于蒙古國時期汗廷大斷事官和必赤長,吸收漢法宰相制度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它與怯薛長及執事等“內朝”之間此消彼長,大體上處于逐步發展、逐步上升的狀態。元末還形成了兼掌侍衛親軍等的權相當國。(108)明代則與此相反,中書省和丞相等明初即退出政治舞台,從而導致宦官與內閣首輔相勾結而權重,導致皇帝對宦官主導的“內朝”的極度依賴。正如明熹宗的自我強辯︰“如不用婦寺,何人答應?便著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進內侍奉?”(109)

第三,明宦官和元怯薛近侍不僅均是“內朝”的主導勢力,而且在皇帝家奴身份方面有較多的相似之處。明宦官的皇帝家奴身份,自不待言,元代怯薛近侍與大汗之間,原本就基于草原貴族君主與那可兒(伴當)、使長與“門戶奴隸”間的主從隸屬關系。元末,脫脫15歲擔任“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後位居右丞相,但仍尊稱順帝為“郎主”而自謂“奴婢”。(110)世祖朝近侍符寶郎董文忠的家內奴婢角色,最為彰顯。姚燧《董文忠神道碑》載︰董文忠常侍御榻,世祖皇帝視之為螟蛉養子,甚至能夠“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毫不回避。(111)像董文忠等替代宦官負責內廷生活服侍的怯薛近侍,為數不少,且未見其淫亂後宮。究其根源,估計是他們與皇帝後妃間不可動搖的主奴關系使然。明宦官不僅沿用了元代怯薛近侍諸職能和“內朝”體制,還在與皇帝的主奴關系格外牢固方面,與元怯薛近侍大同小異。明後期,萬歷皇帝居然稱太監馮保為“大伴”,意即大伴當。(112)此時在皇宮內伴當與家奴,似可畫等號。或者可以說,元怯薛近侍和明宦官在“家臣治國”方面,(113)如出一轍。如果說仰仗皇帝對家奴的信賴及秉筆“批紅”操控“內朝”,是明宦官突破朱元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聖諭而逾制專權的法寶,明宦官內部“各家私臣”和層層奴化的秩序,(114)或是受到元宮廷怯薛組織內的“門戶奴隸”主尊奴卑(115)及“重台”、“人奴之奴”等習俗的較多影響。(116)後者又可能是明代宦禍最烈,卻沒有像漢唐宦官廢立皇帝如同兒戲的深刻根源之一。(117)

(四)君主獨裁與臣僚奴化

元朝北制雖不能簡單地和君主獨裁專制畫等號,北制中尚含有貴族特權和宰相“委任責成”模式及權臣當國等因素,(118)但官僚臣僕化等又帶有劣根特質。如鄭思肖所說︰“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奴婢’。‘’者至微至賤之謂”。“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制,至于偽丞相亦然。撻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為辱”。(119)元末葉子奇亦雲︰“嘗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耳,直牛羊爾。”(120)可謂洞見底里。

前揭朱元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之言和忽必烈“凡有官守不勤于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的詔諭,大同小異,惟妙惟肖。朱元璋直接詆毀宋儒等有關道統高于君統的學說,編造出一套“君主即名教”的說法,充當鎮壓誅殺士大夫的理論依據。由此,君臣關系經元入明,步入最黑暗的時代。元代及以前,士大夫尚能普遍遵奉“出處進退必有道”的信條,(121)君主有道,君臣相得,士人可以出而仕;君主無道,君臣不相得,士人可以退而隱。包括元朝在內的歷朝歷代都有一批名儒士人退而隱居。而隱居山野的名儒士人是否被君主以禮招用,還長期被奉為君主有道與否的重要尺度。然而,朱元璋《大誥》面世後,士大夫退而隱居山林的權利或自由,也被剝奪。誰敢隱居“不為君用”,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招致殺身籍沒之禍。這是專門打擊士大夫的文化專制主義,是對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徹底背叛,而且流毒甚遠甚廣。難怪《明史•隱逸傳》所載張介福、倪瓚等12人隱逸之士,7人是由元入明的,其余不僅人數少,諸如劉閔等力辭官職之際,必須由知府“請遂其志”,得到朝廷批準才能合法隱居。此乃“後置不為君用之罰”的淫威所致。朱元璋濫殺功臣,對不為所用的士大夫,大開殺戒,好像是學漢高祖劉邦,但從體制上承襲元朝的幾率應是比較高的。可以說,元仁宗、文宗等從理學為代表的江南文化中學到了相當多的仁和、儒雅、柔弱之風,而明初朱元璋、朱棣父子卻從北方蒙古貴族那里學到許多野蠻、專橫習氣。後者又和朱元璋“乞丐和尚”的出身所萌生的對“開國勛臣”及“讀書人”的猜疑等病態心理相雜糅,又和朱棣殘暴鎮壓建文帝勢力等報復心理相雜糅。盡管明代的科舉學校都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士大夫一直受到皇權強有力的壓制,一直處于被朱明皇帝任意懲處的奴僕地位。廷杖作為“國粹”和法外刑,“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從明初一直打到明末亡國,明末還形成某種固定程序。(122)在朱明皇帝獨裁專制的淫威下,臣僚的“致君行道”,多數只能是伏闕死諫,以盡臣節。給人的初步印象是,經過元朝和明前期君主獨裁與臣僚奴化的“洗禮”,“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元明士大夫仍然不乏追求道與道統的勇敢執著,但和宋儒相比,主體意識和自為精神多顯著退化,只是在方孝孺、解縉和李贄等個別非主流和悲劇性人物身上,還能看到宋儒精神的回歸弘揚及其對獨裁專制淫威的努力抗爭。

兩宋的皇權雖有所加強,但它屬于唐宋變革中的“君權相權互動之下的君主專制化”(前揭張廣達文)。元明承接了第二個北朝“家臣治國”和臣僚奴化的野蠻舊制,清代在某種意義上也與此相似。明清廢掉宰相和相權,進而取消了士大夫官僚體制內制約皇權的代表性力量,取消了“君權相權互動”的機制,為皇帝獨裁專制的非正規性或隨意性大開“綠燈”。僅保留的喪失宰相名分及權力的“內朝”御用秘書班子,還始終與北朝“家臣治國”及臣僚奴化的野蠻舊俗摻和混雜在一起。吳 先生曾概言,元明清三代君臣關系轉變為主奴化,(123)可謂獨具慧眼。這段時期皇帝獨裁專制,隨意性和非正規性的成分增多,在貴族政治削弱的情勢下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脹發展。皇帝獨裁專制以臣僚奴化為代價來強化自身,恰是元明清皇帝獨裁專制與兩宋君主專制的差異所在。我們應該注重北朝“家臣治國”和臣僚奴化舊制所構成的“長時段”社會文化規範在助長元明清皇帝獨裁專制過程中的特殊效用,注重這種情勢下君臣關系的文化構架和士大夫的認同是否發生較大的變化。正是上述滲透著主從隸屬色彩的社會基本關系,構成了廣泛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或社會氛圍。

四、結語

多方面的探究考察昭示,由于中古社會經濟與民族融合的混合作用,元朝統一以後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差異依然顯著存在,導致國家制度或體制層面亦呈現南、北因素的並存博弈。元政權北制因素的勢力過分強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廣移植明顯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響,初次博弈整合的結果,北制因素穩居上風。元明鼎革,明前期繼承元朝制度頗多,南、北制因素復合並存還在繼續。朱元璋、朱棣個人因素與社會關系的頑固力量等,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佔優勢。明中葉以後南、北制因素或體制開始實施另一次整合,且改為南制佔主導。先後經歷元朝、明前期以北制為主導和明中葉以後南制為主導的三次整合,明後期才重新回歸到代表唐宋變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華發展。此乃元明二朝因南、北差異而展現的社會整合發展的基本脈絡和走勢。

我們承認史樂民、萬志英的“宋元明過渡說”比起伊懋可“倒退消沉黑暗”說,有了明顯的進步。實際上,從唐宋變革到晚明、清繁盛的數百年間,南方和北方差異很大,南方大體承襲唐宋變革而延續發展,北方則出現斷裂或“倒退消沉黑暗”。在實現南北統一後,又借元、明三次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融匯互動,迎來了全國範圍內新的發展高潮。其中,博弈與整合的機制,尤為顯著,很大程度上是為全國規模的新發展或新升華提供了基本動力與路徑。又兼,南宋始終堅持和發展唐宋變革的成果,將其列入“過渡”,似乎欠妥。明後期是社會經濟發展新高潮的開始,將其歸入“過渡”,也不太適宜。鑒于此,將史樂民、萬志英等所謂“宋元明過渡”描述為“元和明前期整合與發展”,似乎更為確切。無獨有偶,唐宋變革某種意義上亦涵容著隋唐統一後南朝、北朝二因素的博弈整合且演化升華的意思。

談到元明南制、北制因素的本質差異,情況比較復雜,似難用幾句話說得清楚。就社會形態的核心——社會關系而言,主從隸屬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諦。前者偏重于超經濟的人身強制,後者偏重于經濟的契約強制。前、後兩者,恰又反映著唐宋變革的核心對象與成果。以驅口奴婢為例,鄭介夫說“南北之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驅口,南方以受役者即為奴婢”。鄭思肖亦雲“被蠰男女曰‘驅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絕賣,死乃已”。(124)這里北方“買來者”或“皆絕賣”,即《輟耕錄》所雲“紅契買到者”。因元制良賤界限森嚴且禁止“買良為奴”,故此“買來者”原本就是元初軍前擄掠,後由“元主轉賣于人”。其主奴隸屬牢固,“所生子孫,永為奴婢”,人身強制可超越或主宰經濟強制,還出現“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其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等奇特情況。(125)“受役者”,應指兩宋及元代江南流行的“典身”或“雇身”奴婢,即良人因窮困借貸,以人身作抵押,藉典雇契約與使主結成的役使依附關系。至于前述普通百姓的諸色戶計制和配戶當差,亦可凸顯國家對百姓超經濟的人身強制。元明盛行的籍沒制、“家臣治國”和臣僚奴化,同樣貫穿著主從隸屬的人身強制。換句話說,前述貫穿通行于元明的伴當僕從隸屬、籍沒制及賤民遺留、內朝官及宦官襲用怯薛家臣制、君主獨裁與臣僚奴化等四者,盡管表現層面或側重有異,其共同的內核卻都是主從隸屬依附。而兩宋主戶、客戶制和兩稅法、明一條鞭法等,其契約等經濟強制的性質,又昭然若揭。兩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及“學得文武藝,貨于帝王家”,則頗能體現君臣關系層面的雇佣或“致君行道”色彩。概言之,北制式的社會關系,大抵停留在隋唐均田民及部曲等階段;南制式的社會關系,則主要體現為唐宋變革後的主戶、客戶等租佃經濟關系。本文論述的“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核心亦著眼于社會關系層面。因為唯有主要從社會關系的“窗口”去觀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才能論說得清楚,探究得明白。

經過元、明南北差異的三次博弈整合,百姓身份及君民關系的進步顯著,“一條鞭”等改革,致使諸色戶計制和配戶當差等制度解體,百姓與官府的關系,比較徹底地回歸到唐宋變革“兩稅法”的軌道且有所前進。然而,君臣關系及籍沒制等依然保留較多臣僚奴化的北制色彩。原因是多方面,其後清朝統治者再次帶入八旗、包衣等舊俗,也值得注意。

元人胡祗說︰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從北,北不能從南。然則何時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則法自立矣。以南從北,則不可。以北從南,則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則法繁。北方事簡,事簡則法簡。以繁從簡,則不能為治。以簡從繁,則人厭苦之。設或南北相關者,各從其重者定。(126)

應該承認︰由于疆域過大、經濟重心南移及北方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間的復雜聯系,中近古乃至現代,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南北地域不平衡長期存在。胡氏承認南北差異,正視南北不平衡,主張依據實際情勢制定相應政策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但胡氏只說對了一半,需要補充說明的另一半是,南制因素大體是唐宋變革成果的發展趨勢,北制因素的核心則是北方民族頻繁帶入的主從隸屬。像元明的軍戶世襲、“配戶當差”戶役法和籍沒法以及臣僚奴化等,無不滲透著北制因素。後者對元明清社會和官僚秩序等都產生了多種負面的影響。(127)代表唐宋變革成果的南制因素,則是先進的,引領潮流的,理應得到肯定和支持。諸如諸色戶計“配戶當差”與主、客戶租佃制之間,臣僚奴化“廷杖”和趙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間,野蠻與開明、落後與進步的差別,洞若觀火,涇渭分明。只有在承認和支持南制因素先進性的前提下,兼顧北方,鼓勵推動南制因素主導下的南、北整合發展,“南北相關者,各從其重者定”,才能順乎潮流,才是理性和有益的。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博弈整合的探討,還能給予我們一些有益的啟迪與思考︰數十年來,受“大一統”觀念的影響,用單一範式命題去描述全國的體制、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幾乎習以為常。其實,“大一統”本身,不僅和經濟發展、民族文化等發生制約、互動,同時也和地域差異等發生制約、互動等聯系。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特別是因北方民族多次入主中原而直接導致的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及社會精英群體南渡,單一或整體一元化的思維範式和命題描述,往往不夠周全,容易給揭示古代社會發展真相造成一定的障礙或困惑。就中國古代的實際情況而言,社會經濟及民族交融,固然是歷史發展的基礎或主線,其作用也大體是關鍵性的。但是,中國的地域畢竟太大,社會經濟及民族交融等往往是和南北地域差異混合在一起,共同影響制約著歷史發展進程,尤其是東晉和南宋兩次南渡以及隨之而來的兩百年左右的南北分裂對峙,以及10世紀以來長江中下游文明地帶崛起及其與黃河古老文明地帶、大漠草原文明等並存。于是導致以淮河、秦嶺為界的南方、北方,長期構成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民族文化及區域子文明等頗有差異的兩大地域板塊。以上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及民族交融等主線因素,遂經常是以南、北地域為載體,來施展或表現。南、北地域等不平衡發展的“累積性影響和連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社會幾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變化”。(128)在這個意義上,唐宋變革抑或元明整合發展,都隱含著南、北地域差異博弈整合的內容。換言之,考察中國古代歷史,在通常關注社會經濟及民族交融等主線的同時,應格外重視南、北地域關系的視角,格外重視前者藉後者為載體來施展表現的情勢或機制。唯有如此,才能準確全面地把握古代歷史發展的真相與全貌。

附識︰承蒙三位匿名審稿專家的中肯批評與指教,謹此致以謝忱!

注釋︰

ヾ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eds.,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參見張︰《“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過渡”簡介》,《宋史研究通訊》2003年第2期(總第42期),第8—13頁。

ゝ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中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增刊,2005年;《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ゞ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清華歷史講堂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98—222頁;王瑞來︰《科舉停廢的歷史︰立足于元代的考察》,《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5—166頁。

々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清華歷史講堂初編》,第221頁。

ぁ黃清連︰《元代戶計的劃分及其政治經濟地位》,《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報》197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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ぃ傅玫︰《唐代的勛官》,《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誕辰中國史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9、104頁。

い鄭介夫︰《上奏一綱二十目•怯薛》,《元代奏議集錄》(下),邱樹森、何兆吉輯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9頁。

ぅ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鄧小南、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71頁。

う《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994頁。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7《奴婢》,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8頁。

(11)武波︰《元代法律諸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歷史系,2010年。

(12)鄭介夫︰《上奏一綱二十目•戶計》,《元代奏議集錄》(下),第104頁。

(13)《元史》卷93《食貨志一•稅糧》,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357頁。

(14)《元史》卷3《憲宗紀》,憲宗元年六月,第45頁;卷6《世祖紀三》,至元五年十一月癸酉,第120頁。

(15)姚燧︰《牧庵集》卷28《南京路總管張公墓志銘》,《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1432冊,第5a—b頁。

(16)《元史》卷176《李元禮傳》,第4002頁。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3《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陳高華、孟繁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81頁。

(17)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清華歷史講堂初編》,第219頁。

(18)《元史》卷10《世祖紀七》,第215頁。

(19)趙承禧等編撰︰《憲台通紀》,《加脫歡答剌罕大夫散官》,王曉欣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64頁。

(20)權衡︰《庚申外史》卷下,任崇岳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6頁。此500余人數字或有夸張,尚待進一步核實。

(21)趙孟︰《松雪齋集》附《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海王古籍叢刊》本,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4a—b、7b頁;《元史》卷130《徹里傳》,第3162頁;拉施德︰《史集》第2卷,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340—341頁。

(22)姚之︰《元明事類鈔》卷28《身體門•目》,“馬尾縫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4冊,第450頁。

(23)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84、86—88、90—92、94—95頁。

(24)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第109頁。

(25)《通制條格》卷2《戶令•戶例》,黃時鑒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13頁。

(26)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8《民俗志•戶口》,《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冊,第5642—5646頁。

(27)《鄭思肖集•大義略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5頁。

(28)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8《民俗志•戶口》,《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5642—5646頁。馮福京︰《大德昌國州圖志》卷3《敘賦•戶口》,《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078頁。單慶︰《至元嘉禾志》卷6《戶口》,《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第4452頁。

(29)《元史》卷11《世祖紀八》,第227頁;卷14《世祖紀十一》,第298頁。

(30)《鄭思肖集•大義略敘》,第185、187頁。

(31)虞集︰《道園類稿》卷42《昔里哈剌襄靖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6冊,第277頁。

(32)姚燧︰《牧庵集》卷21《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第1432冊,第13a頁。

(33)《元史》卷168《陳傳附陳天祥傳》,第3948頁。吳澄︰《吳文正公集》卷42《元故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4冊,第22頁。

(34)蘇天爵︰《滋溪文稿》卷17《元故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神道碑》,第284頁。中興路在江北,因原屬南宋,故一並論列。

(35)姚燧︰《牧庵集》卷25《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第1432冊,第13b頁。

(36)吳海︰《聞過齋集》卷1《美監郡編役敘》,嘉業堂叢書本,第8a頁。

(37)姚燧︰《牧庵集》卷25《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第1432冊,第13a頁。

(38)《唐六典》卷6《刑部•都官郎中》,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49頁。

(39)參見戴建國︰《主僕名分與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變革時期階級結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0)參見武波︰《元代法律諸問題研究》第5章,第77—113頁。

(41)《元典章》卷41《刑部三》,“謀叛•典刑作耗草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第1531頁;“大逆•偽說國號妖說天兵”,第1529頁。《通制條格》卷20《賞令•告獲謀反》,第249頁。

(42)《元史》卷10《世祖紀七》,第208頁。

(43)鄭元︰《僑吳集》卷12《白雲漫士陶君墓碣》,《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95冊,第827頁。

(44)《元史》卷10《世祖紀七》,第209頁;卷16《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十月己丑,第352頁。

(45)《元史》卷21《成宗紀四》,大德七年正月乙卯,第447頁。

(46)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7《奴婢》,第208頁。

(47)參見武波︰《元代法律問題研究》,第77—113頁。

(48)吳萊︰《淵穎集》卷8《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四部叢刊初編》,第1456冊,第7a頁。危素︰《說學齋稿》卷2《賑□樂戶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6冊,第681頁。戴良︰《九靈山房集》卷29《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四部叢刊初編》,第1480冊,第8b頁。

(49)拉施德︰《史集》,余大鈞、周建奇譯,第1卷第1分冊,第323頁;第1卷第2分冊,第382頁。

(50)王禎︰《農書》卷11《農器圖譜集一•田制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第416頁。洪武《蘇州府志》卷10《田畝》,《中國方志叢刊》,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432冊,第424頁。

(51)參見李伯重︰《有無13、14世紀的轉折︰宋至明江南農業的變化》,《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1—96頁。

(52)鄭天挺︰《關于徐一夔〈織工對〉》,《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4—270頁。

(53)楊︰《山居新話》卷4,余大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33頁。

(54)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6《寬賦》,第262頁。

(55)詳細情況可參見高榮盛︰《元代海外貿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8—20頁;《元代海運試析》,《元史淺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85—324頁。

(56)杉山正明︰《牧民ろヘギ世界史》,--京︰日жЩбЗ人文--,2003年,第333—334。

(57)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第62—68頁。

(58)李治安︰《元代鄉試新探》,《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4頁。

(59)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41《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行狀》,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第10b頁。

(60)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8—134頁。

(61)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清華歷史講堂初編》,第216—221頁。

(62)談遷︰《國榷》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342頁。

(63)《元史》卷2《太宗紀》,乙巳年秋,第38頁;卷3《憲宗紀》,四年,第48頁;卷147《張柔傳》,第3475—3477頁。

(64)《明史》卷137《劉三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942頁;卷70《選舉志二》,第1697頁。

(65)《明史》卷145《張玉傳》,第4082—4084頁;《火真傳》,第4091頁。彭勇︰《明代忠順營史實初識》,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2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18頁。

(66)牟復禮、崔瑞德編,陳學霖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4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99頁。

(67)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第1、2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83頁。檀上--︰《明朝--制支配ソ史的--造》,--京︰汲古--院,1995年,第435—503。

(68)談遷︰《國榷》卷79,第4913頁。

(69)《明史》卷306《閹黨傳》,第7836頁。

(70)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第81頁。另可參見同書第1編。

(71)《明史》卷5《成祖紀一》,第69頁。

(72)《明史》卷6《成祖紀二》,第87頁;卷7《成祖紀三》,第93、101、103、104頁。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26《太子監國》,“谷應泰曰”,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冊,第398頁。

(73)關于朱棣母親身份的爭論,參見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2年;吳 ︰《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10卷3期,1935年;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辨》,《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2卷1期,1933年。

(74)《明史》卷177《王傳》,第4679頁。盡管朱棣任用的幾名大學士解縉、黃淮、胡儼、胡廣、楊榮、楊士奇和金幼孜,都是南方文士。

(75)《明史》卷90《兵志二•衛所》,第2193—2196頁;卷92《兵志四•清理軍伍》,第2255—2258頁。

(76)參見王毓銓︰《明朝的配戶當差制》,《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1期。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1—698頁。

(77)參見方楫︰《明代手工業發展的趨勢》,《歷史教學問題》1958年第4期。

(78)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1—92頁。

(79)參見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上冊,第699—708、727—752頁。

(80)參見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上冊,第800—802頁。

(81)《明世宗實錄》卷123,嘉靖十年三月己酉,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第2971頁。

(82)參見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上冊,第750頁。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35《戶部一•一條鞭》載,龐尚鵬嘉隆之際在浙江奏行一條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8冊,第498頁)

(83)劉於義等監修︰《陝西通志》卷60《人物六•明》引《延綏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4冊,第670頁。《明神宗實錄》卷58,萬歷五年正月辛亥,第1338頁。

(84)于慎行︰《轂城山館文集》卷13《平陰姚侯役法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第147冊,第462—463頁。

(85)《明史》卷214《葛守禮傳》,第5667頁。

(86)《明神宗實錄》卷58,萬歷五年正月辛亥,第1339頁。張居正︰《張太岳文集》卷29《答總憲李漸庵言驛遞條編任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3冊,第672頁。

(87)參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威廉•阿特威爾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8章,第385—390頁。

(88)《蒙古秘史》,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節,第936頁;第224節,第1022頁。

(89)《蒙古秘史》第188節,第998頁。《元史》卷121《速不台傳》,第2976頁。

(90)亦鄰真︰《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1頁。

(91)張月中、王鋼主編︰《全元曲》(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0頁。

(92)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論文集》,《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06—307頁。

(93)《明英宗實錄》卷224,景泰三年十二月甲午,第4863頁;《明憲宗實錄》卷177,成化十四年四月丁未,第3196—3197頁。

(94)陳有年︰《陳恭介公文集》卷2《酌議軍余丁差以蘇疲累事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52冊,第634—638頁。

(95)《清世宗實錄》卷56,五年四月癸丑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63頁。

(96)《明史》卷132《藍玉傳》,第3866頁;卷308《胡惟庸傳》,第7908頁。

(97)《清朝通志》卷53《謚略六》,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諭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56冊,第666頁。

(98)王世貞︰《--山堂別集》卷99《中官考十》,嘉靖十年十二月,魏連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889頁。

(99)萬歷《大明會典》卷168《刑部十•律例九•謀反大逆》,《續修四庫全書》,第792冊,第56頁。

(100)朱元璋︰《御制大誥三編•蘇州人才第十三》,《續修四庫全書》,第862冊,第332頁。

(101)《明史》卷147《解縉傳》,第4122頁;卷151《茹傳》,第4174頁。《明宣宗實錄》卷3,洪熙元年七月,第89頁。

(102)《明史》卷170《于謙傳》,第4550頁;卷213《張居正傳》,第5651頁;卷308《嚴嵩傳》,第7921頁。

(103)《明史》卷307《江彬傳》,第7889頁,《錢寧傳》,第7892頁;卷304《王振傳》,第7773頁,《汪直傳》,第7781頁,《劉瑾傳》,第7791頁,《谷大用傳》,第7794頁;卷305《馮保傳》,第7803頁,《魏忠賢傳》,第7824頁,《王體乾傳》,第7825頁。

(104)《明史》卷306《張傳》,第7841頁。

(105)《明孝宗實錄》卷26,弘治二年五月庚午,第584頁。

(106)《明史》卷307《江彬傳》,第7889頁,《錢寧傳》,第7892頁。

(107)阮葵生︰《茶余客語》卷2,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續修四庫全書》,第1138冊,第60頁;蕭--︰《永憲錄》卷2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02—103頁。

(108)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權臣擅政》,第29頁。

(109)葉向高︰《蘧編》卷12,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第376頁。

(110)《元史》卷138《脫脫傳》,第3341頁;權衡︰《庚申外史》,第52、28頁。

(111)姚燧︰《牧庵集》卷15,《四部叢刊初編》,第1432冊,第24b頁。

(112)《明史》卷305《馮保傳》,第7801頁。侯震--︰《門軍法紀全弛疏》天啟元年載︰“又有大伴當,各內相下佔軍一百一十四名”。(《御選明臣奏議》卷3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5冊,第609頁)

(113)參見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16頁。

(114)白鋼主編,杜婉言、方志遠著︰《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56頁。

(115)《元史》卷125《布魯海牙傳》載︰元初,“奴有罪者,主得專殺”。(第3071頁)卷121《速不台傳》載,成吉思汗曾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第2976頁)

(116)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0《重台》雲︰“凡婢役于婢者,俗謂之重台”。(第129頁)《元史》卷14《世祖紀十一》,至元二十三年夏四月己未,第289頁。

(117)另外,明代調兵權集中于皇帝及兵部,宦官內部亦有廠衛等掣肘,同樣影響到宦官難演弒君廢君的鬧劇。

(118)參見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216頁。

(119)《鄭思肖集•大義略敘》,第182頁。

(120)葉子奇︰《草木子》卷3下《雜制篇》,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0頁。

(121)吳澄︰《吳文正公集》卷7《復董中丞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第171頁。

(122)《明史》卷95《刑法志三》,第2329—2331頁。參見徐春燕︰《明代廷杖探析》,未刊稿。

(123)吳 ︰《論紳權》,吳 、費孝通︰《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頁。

(124)鄭介夫︰《上奏一綱二十目•厚俗》,《元代奏議集錄》(下),第76頁。《鄭思肖集•大義略敘》,第182頁。

(125)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17《奴婢》,第208頁。

(126)胡祗︰《紫山大全集》卷21《論治法》,《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第366頁。

(127)誠然,北方王朝及其北制的性格,並不完全是落後因素,經常表現為多面特征。有些場合下,北制亦可帶入一定的新鮮、有活力的因素。如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和直接治理邊疆政策等。在一定的條件下,北制鮮活因素與南制的融合,又能帶來新的提升和發展。

(128)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Dec. 1982), pp. 365,426.

稿源︰ 《歷史研究》2011年5期 作者︰ 李治安 責編︰ 王旭送